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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的意义同文本产生的历史语境有关。市场化经济促发的中国城市的真正蜕变是20世纪90年代历史境遇的重要表征之一。工商业文明孕育下日趋成熟的都市不仅仅意味着支柱产业、巨额财富、高消费以及纷至沓来的机遇和挑战，它同时还意味着传统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愈加苍白无力和新的观念意识、新的欲望和生命的勃勃生机。它以它的绚烂多姿，也以它的污浊和阴暗撞击着人们固有的世界，塑造着新的城市人格和市民精神。长久以来沉浸于乡村情感的作家们已无法再规避城市，直面城市已成为他们切入当下话语的必然选择。因此，考查近一个阶段的女性话语是无法忽略与之紧密关联的都市的。身居大都市的女作家们在受都市文化意识浸染的同时，也自然要对都市有所表达，这不仅仅体现在她们对都市、对都市女性的着力书写上，身为都市女性，她们的言说本身即已隐含了都市的视角和立场。都市构成了都市女性生存的背景和制约力量，同时也成为对这种生存的一种阐释。
较之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的复杂多变将女性推到了更为严峻、更具有挑战性的生存境地。在渐趋孕育成熟的现代都市中，一方面生存空间的拓展为女性的自由发展和选择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她们似乎已从种种禁锢和规范中走了出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但另一方面，女性在向生活的丰富深邃处挺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更多的困惑。男权价值体系的松动将更为尖锐的考验抛向女性，市场化的现实物质关系则使女性的精神追求变得尴尬、暧昧。欲望与欲望相互追逐、颠覆，选择与选择相互冲撞、制约，放弃与占有同样都令人心意回徨、黯然神伤。生存形态的复杂多元必然会带来20世纪90年代都市女性话语的繁复多致、变动不居，而本文所更为关注的是具有写实风格的、如文论家派克所说的“从街道水平”观照都市的一类女性文本。这一类文本的写作者是遵循着写实主义立场，作为转型社会的转型书写者介入商品意识泛化的生存场的。面对城市的飞速变幻，尽管也许有过短暂的疏离和对抗，但还是能够把城市当作一种合理的存在接受下来，平和公允地审视它，从容稳健地书写它，而一份不可或缺的质疑和批判又使得话语和都市生存之间达成了既协调又矛盾的较为正常的关系。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世的缝隙间，她们展开了自己的思考，在对都市生活的亲历中调整着创作的维度，以真淳的质询者的目光透视着都市女性生存的斑斓图景。她们的写作，深切地触摸到了都市文明之于女性生存的既提升又制约的矛盾性，真实地表达出都市的社会文化心理，不仅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都市女性话语的主导倾向和创作实绩，更重要的是在与当下时代的紧密契合中凸显了生存与话语的历时性和同构性。
一
新的文化形态总是在与旧有文化的价值冲突中确立自己的地位，进而进入人类的生存选择中。剧烈的文化冲突必然要引发社会深层心理的阵痛，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从古老的“胡同”中走出的城市也不可避免地经历着嬗变期的阵痛。中国文人疏离城市的传统以及城市现代化进程的滞后极大地影响制约了当代作家与城市的关系，因而新旧交替转换所引发的不适应感也就更为强烈。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曾写道：“一种文化的青春期事实上就是一种新的城市类型和市民精神的青春期，前文化的人在这种与其不能发生任何内在关系的类型面前是深感不安的。”在早期的都市女性话语中，同样也能感受到初遇都市的“不安”这种“不安”主要源于女性对情感完满、精神超越的甚为强烈的渴求与物质、功利、平庸、机械的都市生活间的内在冲斥，它或者体现为对都市的逃避与排斥，或者通过对古典诗意、纯粹精神的皈依与捍卫试图达到对城市的疏离和超越。
唐颖的不要作声将笔触伸向都市女性狂乱躁动、寂寞无奈的内心世界，写出了都市生存的内在匮乏感、无所皈依的漂泊感。女主人公“我”尽管衣食无忧、有闲有钱，但生活已被貌似合理的规范和优雅精致的物质形式所窒息，面对都市“我”“除了想逃避，再也没有其他念头”在此，城市被感知为与精神性彼岸相绝然对立的“此岸”──冷漠、功利、平庸、浮华，丧失了深度意义和神性追求人类学研究表明，人类对城市的最初观念中就包含着一种罪感，因为城市意味着与自足世界的分离，是亵神的、反自然的，文本中罪感意识的凸显恰恰透露出在都市新生活的强力冲击和震荡下，女性个体与外部世界固有的正常联系断裂了，这种生存的断裂感导致了主体自我的焦虑，而焦虑体验又会大大强化对都市文化的否定性和异己性的认知。对都市的逃避实际上是对那种生存的制约力量的否定和超越，而“我”的痛苦就在于，这种力量已转化为一种惯性、甚而是一种内在的需要“我”的“心”是超拔、独立的，但“身体”却无法拒绝城市的诱惑。那种困厄、迷失的“都市感觉”无疑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在新的生存空间中，都市女性还缺乏建构主体生存的能力。但在结尾处“她”在音乐厅里突然发出的那一声“长长的、尖锐的嚎叫”作为一种象征，隐约表达出女性冲破世俗、修复梦想的渴念。
作为同一时期的都市女性话语，徐惠照的无穷洞则更着力于寻求理想与现实的弥合。从夏家三姐妹不同的经历和抉择中，可以透视出都市女性生存的多元取向。较之于永远在“回忆”里挣扎的浪漫主义者夏风和庸俗的市侩主义者夏雨，很显然，在妹妹夏雪──这个理想的现实主义者或者说现实的理想主义者的形象中，寄寓写作者更多的认同和理想，在她身上，已显露出新一代都市女性承担现实的勇气和智慧。小说同样也写出了夏雪的迷惘与困惑，但这份生存之烦与其说是来自“新”的强烈冲击，倒不如说是因为“旧”的过于滞重，社会的转型变革不仅催生了新的观念意识，同时也使旧有的种种弊端充分暴露了出来。山雨欲来的沉闷终于使夏雪决定远离上海，奔赴西北，对于她来说，这是主动抉择的结果，是一个成长的证明，但这毕竟也意味着对城市的回避与疏离。这与其说是出自夏雪寻梦的冲动和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执着，不如说更大程度上代表了写作者的一种理念：城市消泯着诗意、理想和激情，也许只有在城市法则难以奏效的乡野边缘地带，才有可能保持信仰的独立和生命体验的自由。
都市女性对精神性生存的追求在横越（殷慧芬）中表现得更为纯粹。工厂女诗人宁檬所长久等待的，是一双“异性的又决非恋人的手，在一种梦幻的至善、至美的空间和宁静中，忧伤地、安慰地、没有任何威胁和欲念，也没有激情地握着你，于是你不再孤独寂寞”经历了情感创痛的宁檬倾心追求的，是一种甚至超越了柏拉图之恋的纯粹的精神吸引，她在寻找同类亦是寻找自我的精神之旅中竭力规避挣脱着男性的欲望，拒绝承受“性”的指认。但物欲世界里被无限需求与冲动所左右的男人们是难以与女性达到诗意共鸣的，女性诗者命定地要背负着孤独前行。可是，两性间纯而又纯的精神吸引是否真的存在？“诗意”的找寻是否意味着对欲望的绝然排斥？宁檬对女性性别身份的无法正视必然要使她陷入自我割裂之中。横越的意义在于它窥破了都市女性臆想中的精神镜象，潜在地提出了女性生存经验的合理性与真实性问题。
同时期的城市情人（裘山山）也涉及到了关于“纯粹”的命题。具有研究生学历的都市女性于青自认为和农民企业家王路生的婚外情可以称得上是“纯粹的爱情”因为他们的爱“看上去不相称”说明“他们完全是由于生命本身的相互吸引，而不是由于世俗的某种目的走到一起的”但是，所谓本质的、纯粹的爱只是一种观念的虚设，它排斥着爱情的差异、对立、冲突而一味强调对象的纯粹性，可实质上对象的纯粹性是大可令人怀疑的，特别是在现代都市生活中“爱情”必然要接受理性与实利原则的检验，达成与现实的融合。一对情人的最终分手证明了横亘于两人之间的社会文化差异是无法抹杀的，悬浮于现实生存之外的爱情虚设必然要造成对爱情自身的否定和贬抑。
但是，这个都市知识女性与农民企业家的爱情故事无疑又一次昭示了“乡野”的魅力“乡野”意味着自然、真纯、自由的意志和强悍的生命力，葆有着传统的道德责任良知，带有乡野气质的男性相对于那些自私、孱弱的高度城市化的男人而言，更能获得女性的情感认同。在广州女作家张欣写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一些小说中，更让“白领丽人”们芳心大动的往往是那些冷峻、狂野、甚至越轨越矩但内心淳厚、良善的“西部牛仔”似的“硬汉”或者其貌不扬、憨厚笃实的农民。如朝野之于冬慧、安妮（伴你到黎明），罗小虫之于飘雪（首席），陆丰之于忆禅（永远的徘徊）而在无穷洞中，最具男性魅力的也是一个漂泊异地多年，重新回归都市的“游子”斯忍。“男子汉”的形象设计中隐含着乡村/城市的二元关系式，女性话语通过凸显女性的情感价值，在对古典浪漫主义精神气质的肯定和张扬中，表达了对于城市的疑虑和失望。
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都市女性话语往往还呼应着80年代启蒙话语和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余响，侧重于表现都市生存的压抑感、无所皈依的精神流浪、世俗与理想的冲突等。这一时期的话语还未能在都市和女性之间建立起更为内在的联系，二者间的深层互动关系特别是都市生存的物质构成性还未能得到深刻的体现，都市女性独特的精神内涵和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也还未能被充分的揭示出来。不过，隐含于早期话语中的质询主题──即如何在物质与精神、理想与现实、欲望与诗情的冲撞回旋中建构女性生存，却如暗流一般，贯穿于这一阶段的都市女性话语，内在规定着话语的价值评判和精神旨归。
二
无论现代人是怎样地拒斥都市、怀恋田园，作为人类文明的必然趋势，都市化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个人应学会使自己适应城市”──早在20世纪初，德国城市社会学家齐美尔在他的著名论文都市与精神生活中就已作出了如此的忠告。的确“我们不必总是喋喋不休地为一个经济社会的来临而惊慌，而怨尤；我们需要的是应变和创造。”（上海文学编者的话95/1）随着都市意识的日趋成熟，女作家们在感受着都市女性对生存的“应变和创造”的同时，也适时地调整着自己的价值趋向，从女性自身经验出发，立足于具体的生存环境，努力弥和着创作者和对象的距离，谋求文本与历史语境间的平衡关系，与此同时，对都市女性生存之匮乏和焦虑的冷静质询又使得这种源于女性共通体验的认同性书写中具有了超越的精神向度。
城市社会学家认为，城市是一种商业结构，市场是城市存在的基础，市场的统治必然会导致传统生活方式的日趋瓦解，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性系统、以个体为本位的文化理念会重新规范都市人的生存准则、观念意识，书写都市人是无法脱离商业化的生存背景的，20世纪90年代女性话语对职业女性的着力书写正是对这一时代潮流的回应。经济体制的变革使这些都市女性的创造性潜能获得了空前的发挥，一份较为理想的工作，一份颇具规模的事业赋予了她们更多的自信和魅力。无论是才情俱佳的“白领丽人”还是干练洒脱的商界女强人，她们在参与社会竞争中所表现出的独立奋斗的精神和对创痛压力的较强的心理承受力无不显示出新时代女性主体意识的增强。对她们而言，执着于事业是源于确认自我的需求，同时也是基于对生存现状的深刻洞悉。经济独立是最基本的独立“娜拉出走以后”的女性宿命是她们所极力要规避的。这种立足现实、关注自我的生存原则不仅激发出女性创造生活的热力，同时也引发了女性观念各个层面的变化。对于池莉笔下的新一代都市女性宜欣（你以为你是谁）、林珠（来来往往）而言，对爱的投入是真实的，而对现实生存法则的皈依同样也是真实的。她们奉行着“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的爱情观，不把爱看作是生活的全部要义，一旦爱与她们所持守的生存理念发生抵牾，她们会清醒地舍爱而去。她们的确活得率性、自由、真实，反而让陆武桥、康伟业这些较为传统的男人们感到无所适从、无力把握了。在唐颖90年代中后期的创作中，爱情神话也已对女性失去了曾经（有）的诱惑力，她们不再沉溺于爱的苦痛，而是迅速调整心态，谋求与现实利益的契合。她们的爱情、婚姻都已经过利益之网的严格过滤，追求的是现实的合理性，而不是纯粹和完美，她们已不愿意“为了一个空幻的梦，伤害或许更有价值的现实”（唐颖糜烂）。这不能不说是对男性期望中的“怨女”形象的改写，似乎是为了与这些“理智”的女性相映衬，唐颖笔下倒颇有几个痴心不改、依恋女人的男人，但此时的女人却已不再招之即回。女性话语对女性个体生存基本需求的认可和对经验世界中真实女性的寻求客观上反拨了被男权文化所神化、圣化的女性。
诚然，现代城市文明孕育催生出了女性意识的新质，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属于女性的“美丽新世界”已必然降临。女性话语一面张扬着职业女性自我担当生存的勇气，一面又揭示出男权意识依然占主导的社会中女性追求独立的尴尬境遇：“想一想，女人真是麻烦，做花瓶让人看不起，做女强人又没人看，两者兼顾吧，就说你依靠背景，牺牲色相，总之不是因为你的努力和本事”（张欣绝非偶然）。“看不起”、“没人看”──几千年来女性“被看”的命运依然在现时代延续，觉醒的女性意识与滞重的传统观念的错位使女性在找寻自身位置时疑虑重重。事实上，尽管妇女解放的口号喊了几十年，女权观念已日益渗入到公众领域，但现代女性还是对那种为男性文化所架构的“受动型”角色频频顾惜。张欣小说中的商界女强人无论多么挥斥方遒、事业有成，在男人面前却都温柔有加，甚至曲意逢迎，表现出十足的女人味。徐坤的厨房中，成功女人枝子向她所心仪的男人示爱时，也“处心积虑”地选择了最为女性也最为传统的“厨房语言”正如西方心理学家所发现的，女性心理上都存在“避免成功”的动机，传统的女性教育肯定听从、依赖、被动等特征是女性性魅力的体现，这必然与成就事业女性所需要的品格特征──果敢、独立、有竞争力等发生抵牾，因而害怕被男性世界否认抛弃的女性往往要有意无意地抑制自身中的“独立”、“主动”的倾向来保全女性魅力。从女性话语对于理想的职业女性形象的苦心设计上，不难看出这种潜在的女性心理动机的影响。
在一个依然由男性的意志欲望所主宰的世界里，女性是很... -->>
文本的意义同文本产生的历史语境有关。市场化经济促发的中国城市的真正蜕变是20世纪90年代历史境遇的重要表征之一。工商业文明孕育下日趋成熟的都市不仅仅意味着支柱产业、巨额财富、高消费以及纷至沓来的机遇和挑战，它同时还意味着传统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愈加苍白无力和新的观念意识、新的欲望和生命的勃勃生机。它以它的绚烂多姿，也以它的污浊和阴暗撞击着人们固有的世界，塑造着新的城市人格和市民精神。长久以来沉浸于乡村情感的作家们已无法再规避城市，直面城市已成为他们切入当下话语的必然选择。因此，考查近一个阶段的女性话语是无法忽略与之紧密关联的都市的。身居大都市的女作家们在受都市文化意识浸染的同时，也自然要对都市有所表达，这不仅仅体现在她们对都市、对都市女性的着力书写上，身为都市女性，她们的言说本身即已隐含了都市的视角和立场。都市构成了都市女性生存的背景和制约力量，同时也成为对这种生存的一种阐释。
较之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的复杂多变将女性推到了更为严峻、更具有挑战性的生存境地。在渐趋孕育成熟的现代都市中，一方面生存空间的拓展为女性的自由发展和选择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她们似乎已从种种禁锢和规范中走了出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但另一方面，女性在向生活的丰富深邃处挺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更多的困惑。男权价值体系的松动将更为尖锐的考验抛向女性，市场化的现实物质关系则使女性的精神追求变得尴尬、暧昧。欲望与欲望相互追逐、颠覆，选择与选择相互冲撞、制约，放弃与占有同样都令人心意回徨、黯然神伤。生存形态的复杂多元必然会带来20世纪90年代都市女性话语的繁复多致、变动不居，而本文所更为关注的是具有写实风格的、如文论家派克所说的“从街道水平”观照都市的一类女性文本。这一类文本的写作者是遵循着写实主义立场，作为转型社会的转型书写者介入商品意识泛化的生存场的。面对城市的飞速变幻，尽管也许有过短暂的疏离和对抗，但还是能够把城市当作一种合理的存在接受下来，平和公允地审视它，从容稳健地书写它，而一份不可或缺的质疑和批判又使得话语和都市生存之间达成了既协调又矛盾的较为正常的关系。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世的缝隙间，她们展开了自己的思考，在对都市生活的亲历中调整着创作的维度，以真淳的质询者的目光透视着都市女性生存的斑斓图景。她们的写作，深切地触摸到了都市文明之于女性生存的既提升又制约的矛盾性，真实地表达出都市的社会文化心理，不仅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都市女性话语的主导倾向和创作实绩，更重要的是在与当下时代的紧密契合中凸显了生存与话语的历时性和同构性。
一
新的文化形态总是在与旧有文化的价值冲突中确立自己的地位，进而进入人类的生存选择中。剧烈的文化冲突必然要引发社会深层心理的阵痛，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从古老的“胡同”中走出的城市也不可避免地经历着嬗变期的阵痛。中国文人疏离城市的传统以及城市现代化进程的滞后极大地影响制约了当代作家与城市的关系，因而新旧交替转换所引发的不适应感也就更为强烈。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曾写道：“一种文化的青春期事实上就是一种新的城市类型和市民精神的青春期，前文化的人在这种与其不能发生任何内在关系的类型面前是深感不安的。”在早期的都市女性话语中，同样也能感受到初遇都市的“不安”这种“不安”主要源于女性对情感完满、精神超越的甚为强烈的渴求与物质、功利、平庸、机械的都市生活间的内在冲斥，它或者体现为对都市的逃避与排斥，或者通过对古典诗意、纯粹精神的皈依与捍卫试图达到对城市的疏离和超越。
唐颖的不要作声将笔触伸向都市女性狂乱躁动、寂寞无奈的内心世界，写出了都市生存的内在匮乏感、无所皈依的漂泊感。女主人公“我”尽管衣食无忧、有闲有钱，但生活已被貌似合理的规范和优雅精致的物质形式所窒息，面对都市“我”“除了想逃避，再也没有其他念头”在此，城市被感知为与精神性彼岸相绝然对立的“此岸”──冷漠、功利、平庸、浮华，丧失了深度意义和神性追求人类学研究表明，人类对城市的最初观念中就包含着一种罪感，因为城市意味着与自足世界的分离，是亵神的、反自然的，文本中罪感意识的凸显恰恰透露出在都市新生活的强力冲击和震荡下，女性个体与外部世界固有的正常联系断裂了，这种生存的断裂感导致了主体自我的焦虑，而焦虑体验又会大大强化对都市文化的否定性和异己性的认知。对都市的逃避实际上是对那种生存的制约力量的否定和超越，而“我”的痛苦就在于，这种力量已转化为一种惯性、甚而是一种内在的需要“我”的“心”是超拔、独立的，但“身体”却无法拒绝城市的诱惑。那种困厄、迷失的“都市感觉”无疑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在新的生存空间中，都市女性还缺乏建构主体生存的能力。但在结尾处“她”在音乐厅里突然发出的那一声“长长的、尖锐的嚎叫”作为一种象征，隐约表达出女性冲破世俗、修复梦想的渴念。
作为同一时期的都市女性话语，徐惠照的无穷洞则更着力于寻求理想与现实的弥合。从夏家三姐妹不同的经历和抉择中，可以透视出都市女性生存的多元取向。较之于永远在“回忆”里挣扎的浪漫主义者夏风和庸俗的市侩主义者夏雨，很显然，在妹妹夏雪──这个理想的现实主义者或者说现实的理想主义者的形象中，寄寓写作者更多的认同和理想，在她身上，已显露出新一代都市女性承担现实的勇气和智慧。小说同样也写出了夏雪的迷惘与困惑，但这份生存之烦与其说是来自“新”的强烈冲击，倒不如说是因为“旧”的过于滞重，社会的转型变革不仅催生了新的观念意识，同时也使旧有的种种弊端充分暴露了出来。山雨欲来的沉闷终于使夏雪决定远离上海，奔赴西北，对于她来说，这是主动抉择的结果，是一个成长的证明，但这毕竟也意味着对城市的回避与疏离。这与其说是出自夏雪寻梦的冲动和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执着，不如说更大程度上代表了写作者的一种理念：城市消泯着诗意、理想和激情，也许只有在城市法则难以奏效的乡野边缘地带，才有可能保持信仰的独立和生命体验的自由。
都市女性对精神性生存的追求在横越（殷慧芬）中表现得更为纯粹。工厂女诗人宁檬所长久等待的，是一双“异性的又决非恋人的手，在一种梦幻的至善、至美的空间和宁静中，忧伤地、安慰地、没有任何威胁和欲念，也没有激情地握着你，于是你不再孤独寂寞”经历了情感创痛的宁檬倾心追求的，是一种甚至超越了柏拉图之恋的纯粹的精神吸引，她在寻找同类亦是寻找自我的精神之旅中竭力规避挣脱着男性的欲望，拒绝承受“性”的指认。但物欲世界里被无限需求与冲动所左右的男人们是难以与女性达到诗意共鸣的，女性诗者命定地要背负着孤独前行。可是，两性间纯而又纯的精神吸引是否真的存在？“诗意”的找寻是否意味着对欲望的绝然排斥？宁檬对女性性别身份的无法正视必然要使她陷入自我割裂之中。横越的意义在于它窥破了都市女性臆想中的精神镜象，潜在地提出了女性生存经验的合理性与真实性问题。
同时期的城市情人（裘山山）也涉及到了关于“纯粹”的命题。具有研究生学历的都市女性于青自认为和农民企业家王路生的婚外情可以称得上是“纯粹的爱情”因为他们的爱“看上去不相称”说明“他们完全是由于生命本身的相互吸引，而不是由于世俗的某种目的走到一起的”但是，所谓本质的、纯粹的爱只是一种观念的虚设，它排斥着爱情的差异、对立、冲突而一味强调对象的纯粹性，可实质上对象的纯粹性是大可令人怀疑的，特别是在现代都市生活中“爱情”必然要接受理性与实利原则的检验，达成与现实的融合。一对情人的最终分手证明了横亘于两人之间的社会文化差异是无法抹杀的，悬浮于现实生存之外的爱情虚设必然要造成对爱情自身的否定和贬抑。
但是，这个都市知识女性与农民企业家的爱情故事无疑又一次昭示了“乡野”的魅力“乡野”意味着自然、真纯、自由的意志和强悍的生命力，葆有着传统的道德责任良知，带有乡野气质的男性相对于那些自私、孱弱的高度城市化的男人而言，更能获得女性的情感认同。在广州女作家张欣写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一些小说中，更让“白领丽人”们芳心大动的往往是那些冷峻、狂野、甚至越轨越矩但内心淳厚、良善的“西部牛仔”似的“硬汉”或者其貌不扬、憨厚笃实的农民。如朝野之于冬慧、安妮（伴你到黎明），罗小虫之于飘雪（首席），陆丰之于忆禅（永远的徘徊）而在无穷洞中，最具男性魅力的也是一个漂泊异地多年，重新回归都市的“游子”斯忍。“男子汉”的形象设计中隐含着乡村/城市的二元关系式，女性话语通过凸显女性的情感价值，在对古典浪漫主义精神气质的肯定和张扬中，表达了对于城市的疑虑和失望。
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都市女性话语往往还呼应着80年代启蒙话语和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余响，侧重于表现都市生存的压抑感、无所皈依的精神流浪、世俗与理想的冲突等。这一时期的话语还未能在都市和女性之间建立起更为内在的联系，二者间的深层互动关系特别是都市生存的物质构成性还未能得到深刻的体现，都市女性独特的精神内涵和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也还未能被充分的揭示出来。不过，隐含于早期话语中的质询主题──即如何在物质与精神、理想与现实、欲望与诗情的冲撞回旋中建构女性生存，却如暗流一般，贯穿于这一阶段的都市女性话语，内在规定着话语的价值评判和精神旨归。
二
无论现代人是怎样地拒斥都市、怀恋田园，作为人类文明的必然趋势，都市化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个人应学会使自己适应城市”──早在20世纪初，德国城市社会学家齐美尔在他的著名论文都市与精神生活中就已作出了如此的忠告。的确“我们不必总是喋喋不休地为一个经济社会的来临而惊慌，而怨尤；我们需要的是应变和创造。”（上海文学编者的话95/1）随着都市意识的日趋成熟，女作家们在感受着都市女性对生存的“应变和创造”的同时，也适时地调整着自己的价值趋向，从女性自身经验出发，立足于具体的生存环境，努力弥和着创作者和对象的距离，谋求文本与历史语境间的平衡关系，与此同时，对都市女性生存之匮乏和焦虑的冷静质询又使得这种源于女性共通体验的认同性书写中具有了超越的精神向度。
城市社会学家认为，城市是一种商业结构，市场是城市存在的基础，市场的统治必然会导致传统生活方式的日趋瓦解，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性系统、以个体为本位的文化理念会重新规范都市人的生存准则、观念意识，书写都市人是无法脱离商业化的生存背景的，20世纪90年代女性话语对职业女性的着力书写正是对这一时代潮流的回应。经济体制的变革使这些都市女性的创造性潜能获得了空前的发挥，一份较为理想的工作，一份颇具规模的事业赋予了她们更多的自信和魅力。无论是才情俱佳的“白领丽人”还是干练洒脱的商界女强人，她们在参与社会竞争中所表现出的独立奋斗的精神和对创痛压力的较强的心理承受力无不显示出新时代女性主体意识的增强。对她们而言，执着于事业是源于确认自我的需求，同时也是基于对生存现状的深刻洞悉。经济独立是最基本的独立“娜拉出走以后”的女性宿命是她们所极力要规避的。这种立足现实、关注自我的生存原则不仅激发出女性创造生活的热力，同时也引发了女性观念各个层面的变化。对于池莉笔下的新一代都市女性宜欣（你以为你是谁）、林珠（来来往往）而言，对爱的投入是真实的，而对现实生存法则的皈依同样也是真实的。她们奉行着“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的爱情观，不把爱看作是生活的全部要义，一旦爱与她们所持守的生存理念发生抵牾，她们会清醒地舍爱而去。她们的确活得率性、自由、真实，反而让陆武桥、康伟业这些较为传统的男人们感到无所适从、无力把握了。在唐颖90年代中后期的创作中，爱情神话也已对女性失去了曾经（有）的诱惑力，她们不再沉溺于爱的苦痛，而是迅速调整心态，谋求与现实利益的契合。她们的爱情、婚姻都已经过利益之网的严格过滤，追求的是现实的合理性，而不是纯粹和完美，她们已不愿意“为了一个空幻的梦，伤害或许更有价值的现实”（唐颖糜烂）。这不能不说是对男性期望中的“怨女”形象的改写，似乎是为了与这些“理智”的女性相映衬，唐颖笔下倒颇有几个痴心不改、依恋女人的男人，但此时的女人却已不再招之即回。女性话语对女性个体生存基本需求的认可和对经验世界中真实女性的寻求客观上反拨了被男权文化所神化、圣化的女性。
诚然，现代城市文明孕育催生出了女性意识的新质，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属于女性的“美丽新世界”已必然降临。女性话语一面张扬着职业女性自我担当生存的勇气，一面又揭示出男权意识依然占主导的社会中女性追求独立的尴尬境遇：“想一想，女人真是麻烦，做花瓶让人看不起，做女强人又没人看，两者兼顾吧，就说你依靠背景，牺牲色相，总之不是因为你的努力和本事”（张欣绝非偶然）。“看不起”、“没人看”──几千年来女性“被看”的命运依然在现时代延续，觉醒的女性意识与滞重的传统观念的错位使女性在找寻自身位置时疑虑重重。事实上，尽管妇女解放的口号喊了几十年，女权观念已日益渗入到公众领域，但现代女性还是对那种为男性文化所架构的“受动型”角色频频顾惜。张欣小说中的商界女强人无论多么挥斥方遒、事业有成，在男人面前却都温柔有加，甚至曲意逢迎，表现出十足的女人味。徐坤的厨房中，成功女人枝子向她所心仪的男人示爱时，也“处心积虑”地选择了最为女性也最为传统的“厨房语言”正如西方心理学家所发现的，女性心理上都存在“避免成功”的动机，传统的女性教育肯定听从、依赖、被动等特征是女性性魅力的体现，这必然与成就事业女性所需要的品格特征──果敢、独立、有竞争力等发生抵牾，因而害怕被男性世界否认抛弃的女性往往要有意无意地抑制自身中的“独立”、“主动”的倾向来保全女性魅力。从女性话语对于理想的职业女性形象的苦心设计上，不难看出这种潜在的女性心理动机的影响。
在一个依然由男性的意志欲望所主宰的世界里，女性是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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