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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神价值日益受到质疑的时代里，殷慧芬的小说无疑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凄美而落寞的姿态。对于诗意的难以排遣的执着，使殷慧芬在对此岸人生的认同中总留着一份清醒的质询。而那无法割舍的浪漫情愫，又使殷慧芬所建构的意义世界中弥漫着一种“痛苦的理想主义者”的迷惘和失落。置身于繁华的大都市里，殷慧芬难能可贵地固守着一块诗意的领地，她的小说集欲望的舞蹈，显示出对这块领地孜孜以求的开垦。在近几年发表的横越和纪念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贯穿着的，依然是一个诗意守望者的精神追求。
诗意在中国知识分子那里是有渊源和传统的。诗化人生是古代文人在“达则兼济天下”之外，所不懈追求的“独善其身”的境界。荷尔德林所说的“诗意地栖居”作为一种至善至美的理想境地，无疑也导引着中国文人对精神家园的建构。他们善于在日常生活中挖掘诗性的因素并藉此为自己保留了一块精神的自由舒卷之地，以对抗现实的冷酷与龌龊。这种精神追求使他们即使在“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清贫困窘中，还依然享受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情逸致。诗性从本质上说是与理性、抽象、冷静相对立的，它同样拒绝卑俗、丑陋与虚伪。诗意常常与“热情”、“渴望”、“幻想”、“高尚”、“优美”、“圣洁”这些美丽的字眼相关联，只有在宁静澄明的诗意人生中，生命才能焕发出自然的活力与生机。对于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中被长期滞留于家庭和私人领域的女性而言，对情感和精神的固守使她们对诗意有着更强烈的渴求。在红楼梦的女儿国里，那些钟灵慧秀的女子们本身就是一首首动人的诗篇。因为她们被排除在历史与时间之外，同时也就避开了现世纷扰与功名利禄。当她们在性灵诗意的王国里尽情挥洒的时候，那令人眩目的女性光辉足以反衬出男性世界的黯淡与卑琐。所以，对于殷慧芬来说，执着于对诗意人生的追寻，是她作为女性和文人的自然而然的选择。
可是，一旦文学从理想的天国坠落人间，一旦理想主义受到怀疑和拒绝，诗意人生的持守是否还成为可能？在20世纪80代后期的新写实小说中“诗意”就已被“排队买豆腐白菜”的琐碎平庸的生存本相所挤兑，而随着80代末90年代初都市化进程的加快，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挣扎的现代人已日益丧失了聆听神性呼唤的耳朵。殷慧芬创作于90年代的两篇小说横越、纪念正是在对都市女性命运的关注和把握中，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和敏感，同时又以一份难得的冷静透视着现代都市中“寻找诗意”的神话。
当诗意日益无处藏身的时候，也许唯有在“爱情”这一人类最永恒的话题中才可能捕捉到它的一点踪迹。女性对情感和精神性价值的强烈需求和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女性作家大都致力于爱情领域的探索。横越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并非爱情的“爱情”故事，其情节设置里隐含着“公子落难，佳人搭救”的主题原型，但这已非张贤亮式的通过女性的牺牲救赎男人的神话。在女性视角的观照下，女性的自我救赎是这篇小说着力点。郎桦，一个四十六岁、以新疆建设兵团返城接替老父进厂的男人，博学多才而又自命不凡。在他身上散发着没落贵族与虔诚的理想主义者的气息，这气息拉近了他与四十岁的工厂女诗人宁檬间的距离。在工厂黯淡、平庸的背景下，郎桦和宁檬是两个不和谐的音符，这注定了他们内心的孤独和寂寞，也注定了“寻找志同道合意气相投的伙伴”成了他们共同的内在需求。
与女友玫妮从难舍难分到形同陌路，使主人公宁檬领悟到女性间友情的脆弱。于是她开始长久地等待“等待一双异性的又决非恋人的手，在一种梦幻的至善至美的空白和宁静中，优伤地安慰地没有任何威胁和欲念也没有激情地握着你，于是你不再孤独、寂寞，你和浩翰无涯的世界有着这么一点微弱而温暖的情愫维系，你就不孤独。”这里展示了一个女性寻找同类同时又是寻找自我的精神历程，而女性对自我的找寻往往是从寻找男性开始的，但恰恰是在这里，写作者跳出了窠臼。宁檬所期待的“异性之手”已经剔除了“性”的符码意义，而成了一双中性之手，在这里，女性竭力挣脱和规避着男性欲望的沼泽，拒绝承受“性”的指认。
宁檬对知已的渴求源于她对诗意的渴求。这是一份被提纯了的诗意，它闪避了性与肉欲以及那些易使人产生“不洁”遐想的因素。宁檬希望她和郎桦之间甚至能够超越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而成为一种更为形而上的同类间的精神吸引。这种企盼基于女性情爱心理中“形而上”的性道德观，她们持守着“性爱”中圣洁的一隅，在对纯肉欲的超越中走向精神的高蹈。诗人气质强化了宁檬对“性而上”的体认，而恋父情结又潜在地影响着她的性心理。小说中写到宁檬对父亲工作服上的汽油、柴油味的痴迷，她时常尾随着开启的汽车，贪婪地吮吸着那种气味，这气味维系着宁檬的“无与伦此的幸福童年”还有梦萦不已的故世了的父亲”此处隐含着一个典型的女性心理情结：厄勒克特拉情结。“父亲”是少女成长之途上的庇护神“父”的缺失则往往使女性寻找种种替代性的父亲形象以获得某种心理补偿。从与宁檬有关联的三个男性(恢、梓、郎桦)的身上，我们多多少少都可以捕捉到“父”的影子：成熟、练达、粗犷、探沉。具有这样气质的男性能够唤起蛰伏于女性意识中的女儿性来。
但女性的恋父情结中常常潜含着一种源于女性自身性别体认的恐慌，当她意识到“父”是异已者的时候，文化的压抑机制会使她在恋父的同时，又潜在地抗拒着对父亲“性别”角色的认可。这一心理投射的结果，是宁檬在与异性的交往中有意无意地抹煞和压抑着性别吸引。在她的心目中“父”满足了这样一种角色设置：是异性而非恋人。但同时“父”作为男性权力的象征，在庇佑“女”的同时，又规范着“女”书写着“女”操纵着“女”挣脱“父”的枷锁成为女性自我确认过程中艰难的一环。“沉湎于柴油的缥缈的气味”中的宁檬“日益憔悴”直到她有一天梦中杀父并焚烧了他的工作衣，那种变态嗜好才不治而愈。这是富有象征寓意的一笔，梦是潜意识奔腾突进，无法被压抑匡囿的领地，通过梦完成“弑父愿望”则是对弗洛伊德理论的质疑与超越。“杀父之梦”隐含着女性摆脱男性权力话语指认的企图。宁檬对恢、梓以及郎桦的拒绝也正是对“梦”的现实性操作。
横越的女性叙述视角决定了男性处于被观照、被审视、被剖解的位置，当郎桦在宁檬的眼中渐渐显露出稚嫩与脆弱的一面时，他便也唤起了宁檬身上沉睡已久的母性。在“我”的第一人称叙述中，洋溢着一种母性的柔情。对于郎桦的一切，包括他的权利欲、功名心以及他的狂妄自负，宁檬都毫无条件地接受了。这“接受”中有知已间的理解，有对自身命运理想的修复，更有母亲式的悲悯与宽容。现实中母亲给郎桦带来的苦难与多劫实则意味着母爱的缺失，这使得郎桦在异性身上投注了寄托和渴望，并试图凭依母爱的光辉泅渡苦海。那个庄重、优雅、高不可攀的南疆女子，正是以一个圣母与救赎者的形象留存于郎桦爱的记忆中，而宁檬的气质也在无意中投合了郎桦对女性的角色预设。这种预设无形中净化了两性间的关系。“母亲”是宁檬所乐意被指认的角色，这一角色中所包含的性意味是微弱的，或者说这是一个具有安全感的性别角色，它同样疏离了肉欲，抑制了男性欲望，契合了宁檬或者说是殷慧芬对诗意的理解与构想。
但在一个由男权把持的社会里，属于女性的独特经验往往被打入另册。男性按照自己的需求“创造”、“整合”女性，以抹煞、压抑女性的“异已”性为代价，将其纳入到自己的控制体系中。女性难以逃脱被男性文化所误读、篡改的命运。宁檬是孤独的，这孤独基于她作为一个诗人所背负的精神重担，也源于女性身份所引起的匮乏感、焦灼感。宁檬无法忍受丈夫恢的孤傲和“孤傲后面的平庸、琐碎、沉闷”精神上的不对等使她们终于分道扬镳。质朴、浑厚、气度不凡的梓也曾使宁檬一见钟情，心仪不已，她觉得她找到了久已梦想的东西，可是当梓将宁檬的柔情误解为做ài的需求，并想寻找安全可靠的办法满足欲望时，宁檬“诗意的想象和如梦的陶醉”轰然坍塌。梓不过是一个冠冕堂皇、善于保全自己的小男人，他使宁檬对男性的期待心理又一次落空。但更为残酷的是，他以物质性的情爱表达方式摧毁了宁檬对于爱情的诗意构想。诗意的“错投”给女性带来了难以修复的精神创伤，爱情成了需要小心规避的“雷区”不谈爱情是因为害怕更惨重的失落和更深痛的创伤，因而她寄希望于没有过多欲念纠缠的友情，以藉此获得抵御孤独的力量。
郎桦是以“异性而非恋人”的角色被宁檬接受下来的，宁檬带着一种沧桑后沉静的心态面对郎桦的爱慕与依恋。当郎桦握住她的手时，她又一次体会到了那种“无尘的宁馨”幸福地感受着诗意的降临。但就在这时，郎桦突然想要吻她，宁檬拒绝了，于是引出了郎桦如此男性化的表述：“你撒谎，我从来不会看错人，尤其是女人，我读懂了你的眼睛。”这又是一次明白无误的指认：女人是男人欲望的载体。即使是郎桦这样一个还保持着几分少年纯情的男人，依然无法摆脱男性欲望的沉疴，无法走出男性话语自恋的怪圈。诗意再次陷入“错投”的尴尬之中，精神世界因得不到呼应而重归于沉寂：“我知道我又是一个人了，我失去了我其实从未获得过的... -->>
在精神价值日益受到质疑的时代里，殷慧芬的小说无疑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凄美而落寞的姿态。对于诗意的难以排遣的执着，使殷慧芬在对此岸人生的认同中总留着一份清醒的质询。而那无法割舍的浪漫情愫，又使殷慧芬所建构的意义世界中弥漫着一种“痛苦的理想主义者”的迷惘和失落。置身于繁华的大都市里，殷慧芬难能可贵地固守着一块诗意的领地，她的小说集欲望的舞蹈，显示出对这块领地孜孜以求的开垦。在近几年发表的横越和纪念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贯穿着的，依然是一个诗意守望者的精神追求。
诗意在中国知识分子那里是有渊源和传统的。诗化人生是古代文人在“达则兼济天下”之外，所不懈追求的“独善其身”的境界。荷尔德林所说的“诗意地栖居”作为一种至善至美的理想境地，无疑也导引着中国文人对精神家园的建构。他们善于在日常生活中挖掘诗性的因素并藉此为自己保留了一块精神的自由舒卷之地，以对抗现实的冷酷与龌龊。这种精神追求使他们即使在“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清贫困窘中，还依然享受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情逸致。诗性从本质上说是与理性、抽象、冷静相对立的，它同样拒绝卑俗、丑陋与虚伪。诗意常常与“热情”、“渴望”、“幻想”、“高尚”、“优美”、“圣洁”这些美丽的字眼相关联，只有在宁静澄明的诗意人生中，生命才能焕发出自然的活力与生机。对于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中被长期滞留于家庭和私人领域的女性而言，对情感和精神的固守使她们对诗意有着更强烈的渴求。在红楼梦的女儿国里，那些钟灵慧秀的女子们本身就是一首首动人的诗篇。因为她们被排除在历史与时间之外，同时也就避开了现世纷扰与功名利禄。当她们在性灵诗意的王国里尽情挥洒的时候，那令人眩目的女性光辉足以反衬出男性世界的黯淡与卑琐。所以，对于殷慧芬来说，执着于对诗意人生的追寻，是她作为女性和文人的自然而然的选择。
可是，一旦文学从理想的天国坠落人间，一旦理想主义受到怀疑和拒绝，诗意人生的持守是否还成为可能？在20世纪80代后期的新写实小说中“诗意”就已被“排队买豆腐白菜”的琐碎平庸的生存本相所挤兑，而随着80代末90年代初都市化进程的加快，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挣扎的现代人已日益丧失了聆听神性呼唤的耳朵。殷慧芬创作于90年代的两篇小说横越、纪念正是在对都市女性命运的关注和把握中，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和敏感，同时又以一份难得的冷静透视着现代都市中“寻找诗意”的神话。
当诗意日益无处藏身的时候，也许唯有在“爱情”这一人类最永恒的话题中才可能捕捉到它的一点踪迹。女性对情感和精神性价值的强烈需求和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女性作家大都致力于爱情领域的探索。横越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并非爱情的“爱情”故事，其情节设置里隐含着“公子落难，佳人搭救”的主题原型，但这已非张贤亮式的通过女性的牺牲救赎男人的神话。在女性视角的观照下，女性的自我救赎是这篇小说着力点。郎桦，一个四十六岁、以新疆建设兵团返城接替老父进厂的男人，博学多才而又自命不凡。在他身上散发着没落贵族与虔诚的理想主义者的气息，这气息拉近了他与四十岁的工厂女诗人宁檬间的距离。在工厂黯淡、平庸的背景下，郎桦和宁檬是两个不和谐的音符，这注定了他们内心的孤独和寂寞，也注定了“寻找志同道合意气相投的伙伴”成了他们共同的内在需求。
与女友玫妮从难舍难分到形同陌路，使主人公宁檬领悟到女性间友情的脆弱。于是她开始长久地等待“等待一双异性的又决非恋人的手，在一种梦幻的至善至美的空白和宁静中，优伤地安慰地没有任何威胁和欲念也没有激情地握着你，于是你不再孤独、寂寞，你和浩翰无涯的世界有着这么一点微弱而温暖的情愫维系，你就不孤独。”这里展示了一个女性寻找同类同时又是寻找自我的精神历程，而女性对自我的找寻往往是从寻找男性开始的，但恰恰是在这里，写作者跳出了窠臼。宁檬所期待的“异性之手”已经剔除了“性”的符码意义，而成了一双中性之手，在这里，女性竭力挣脱和规避着男性欲望的沼泽，拒绝承受“性”的指认。
宁檬对知已的渴求源于她对诗意的渴求。这是一份被提纯了的诗意，它闪避了性与肉欲以及那些易使人产生“不洁”遐想的因素。宁檬希望她和郎桦之间甚至能够超越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而成为一种更为形而上的同类间的精神吸引。这种企盼基于女性情爱心理中“形而上”的性道德观，她们持守着“性爱”中圣洁的一隅，在对纯肉欲的超越中走向精神的高蹈。诗人气质强化了宁檬对“性而上”的体认，而恋父情结又潜在地影响着她的性心理。小说中写到宁檬对父亲工作服上的汽油、柴油味的痴迷，她时常尾随着开启的汽车，贪婪地吮吸着那种气味，这气味维系着宁檬的“无与伦此的幸福童年”还有梦萦不已的故世了的父亲”此处隐含着一个典型的女性心理情结：厄勒克特拉情结。“父亲”是少女成长之途上的庇护神“父”的缺失则往往使女性寻找种种替代性的父亲形象以获得某种心理补偿。从与宁檬有关联的三个男性(恢、梓、郎桦)的身上，我们多多少少都可以捕捉到“父”的影子：成熟、练达、粗犷、探沉。具有这样气质的男性能够唤起蛰伏于女性意识中的女儿性来。
但女性的恋父情结中常常潜含着一种源于女性自身性别体认的恐慌，当她意识到“父”是异已者的时候，文化的压抑机制会使她在恋父的同时，又潜在地抗拒着对父亲“性别”角色的认可。这一心理投射的结果，是宁檬在与异性的交往中有意无意地抹煞和压抑着性别吸引。在她的心目中“父”满足了这样一种角色设置：是异性而非恋人。但同时“父”作为男性权力的象征，在庇佑“女”的同时，又规范着“女”书写着“女”操纵着“女”挣脱“父”的枷锁成为女性自我确认过程中艰难的一环。“沉湎于柴油的缥缈的气味”中的宁檬“日益憔悴”直到她有一天梦中杀父并焚烧了他的工作衣，那种变态嗜好才不治而愈。这是富有象征寓意的一笔，梦是潜意识奔腾突进，无法被压抑匡囿的领地，通过梦完成“弑父愿望”则是对弗洛伊德理论的质疑与超越。“杀父之梦”隐含着女性摆脱男性权力话语指认的企图。宁檬对恢、梓以及郎桦的拒绝也正是对“梦”的现实性操作。
横越的女性叙述视角决定了男性处于被观照、被审视、被剖解的位置，当郎桦在宁檬的眼中渐渐显露出稚嫩与脆弱的一面时，他便也唤起了宁檬身上沉睡已久的母性。在“我”的第一人称叙述中，洋溢着一种母性的柔情。对于郎桦的一切，包括他的权利欲、功名心以及他的狂妄自负，宁檬都毫无条件地接受了。这“接受”中有知已间的理解，有对自身命运理想的修复，更有母亲式的悲悯与宽容。现实中母亲给郎桦带来的苦难与多劫实则意味着母爱的缺失，这使得郎桦在异性身上投注了寄托和渴望，并试图凭依母爱的光辉泅渡苦海。那个庄重、优雅、高不可攀的南疆女子，正是以一个圣母与救赎者的形象留存于郎桦爱的记忆中，而宁檬的气质也在无意中投合了郎桦对女性的角色预设。这种预设无形中净化了两性间的关系。“母亲”是宁檬所乐意被指认的角色，这一角色中所包含的性意味是微弱的，或者说这是一个具有安全感的性别角色，它同样疏离了肉欲，抑制了男性欲望，契合了宁檬或者说是殷慧芬对诗意的理解与构想。
但在一个由男权把持的社会里，属于女性的独特经验往往被打入另册。男性按照自己的需求“创造”、“整合”女性，以抹煞、压抑女性的“异已”性为代价，将其纳入到自己的控制体系中。女性难以逃脱被男性文化所误读、篡改的命运。宁檬是孤独的，这孤独基于她作为一个诗人所背负的精神重担，也源于女性身份所引起的匮乏感、焦灼感。宁檬无法忍受丈夫恢的孤傲和“孤傲后面的平庸、琐碎、沉闷”精神上的不对等使她们终于分道扬镳。质朴、浑厚、气度不凡的梓也曾使宁檬一见钟情，心仪不已，她觉得她找到了久已梦想的东西，可是当梓将宁檬的柔情误解为做ài的需求，并想寻找安全可靠的办法满足欲望时，宁檬“诗意的想象和如梦的陶醉”轰然坍塌。梓不过是一个冠冕堂皇、善于保全自己的小男人，他使宁檬对男性的期待心理又一次落空。但更为残酷的是，他以物质性的情爱表达方式摧毁了宁檬对于爱情的诗意构想。诗意的“错投”给女性带来了难以修复的精神创伤，爱情成了需要小心规避的“雷区”不谈爱情是因为害怕更惨重的失落和更深痛的创伤，因而她寄希望于没有过多欲念纠缠的友情，以藉此获得抵御孤独的力量。
郎桦是以“异性而非恋人”的角色被宁檬接受下来的，宁檬带着一种沧桑后沉静的心态面对郎桦的爱慕与依恋。当郎桦握住她的手时，她又一次体会到了那种“无尘的宁馨”幸福地感受着诗意的降临。但就在这时，郎桦突然想要吻她，宁檬拒绝了，于是引出了郎桦如此男性化的表述：“你撒谎，我从来不会看错人，尤其是女人，我读懂了你的眼睛。”这又是一次明白无误的指认：女人是男人欲望的载体。即使是郎桦这样一个还保持着几分少年纯情的男人，依然无法摆脱男性欲望的沉疴，无法走出男性话语自恋的怪圈。诗意再次陷入“错投”的尴尬之中，精神世界因得不到呼应而重归于沉寂：“我知道我又是一个人了，我失去了我其实从未获得过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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