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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8月底至2004年7月，我有过一年的支教经历。
这次支教对我来说，来得很突然，事先没有一点思想准备。那一天，记得是8月26日，教师暑假集中学习后的第一次教师会上，气氛显得有些不同寻常。几个学校行政人员在收回发给每位教师填报的新学期教学岗位意向表后，校长神色庄重地走上主席台，传达了教育局下发的一个特别通知：本校必须从任教英语、数学两个学科的老师里，各选派一名去本县一个偏僻的乡镇中学支教。校长说：“我们学校的老师都很优秀，不管派谁出去，这都是一件很残酷的事！但上面反复交代，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任务，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接下来，就是学校按事先敲定好的框框——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来推选支教对象。说来也有意思，刚开始时，凡是在新学期教学岗位意向表里填写了申报班主任的均不在选派之列。而我恰好阴差阳错地在是否申报班主任一栏打了个对勾，于是落得看热闹。那阵子，会场气氛越发紧张，那些本来是班主任却没申报班主任的后悔极了，有人摇头叹气，有人满腹牢骚。投票在极其隐秘的状态下进行，各人都在肚里打着小九九，有的甚至心怀鬼胎。一连投过两次票后，总算有了初步的结果：数学基本上可以确定为刘某；英语是在除我之外的另两个男老师——苏某和姜某之间选择，据说是鉴于票数相等，一时难以定夺。
到底叫谁去呢？苏某和姜某，一个是英语教研组长，一个是送省参培过的骨干教师。学校为难了。几个校级领导轮番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可他们谁都不愿松这个口。事态变得严重起来。因为其他学校同样有支教任务，他们的人选三下五除二就敲定了。其中还有一个是自愿报名的。根本就没有我们校长所说的那般残酷！
这个事情很快就传到联校领导的耳朵里。第二天上午，怒火中烧的联校长老曾，亲自跑到我们中学来督阵了。原来的方案被彻底推翻。新的方案规定，只要是上学期担任了数学、英语教学的，不管当不当班主任，都得列为支教人选。又一轮新的无记名投票开始了。也许是人缘太差，也许是有人串通（后来证实确有此事），这次我没能逃脱支教的“厄运”还有教数学的罗老师，也同病相怜，不幸中“踩”
8月30日，在经过与校方磋商，得到学校答复的某些补偿性“优待”之后，我们去到离家百余里外的三堂街镇中学，正式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支教生活。
刚到三堂街，还真不习惯那里的生活。他们学校的伙食极差，两块钱一餐常常吃不饱肚子，那些用廉价桶装油炒出来的蔬菜，简直进不了口。住宿条件也不甚好，每人一间不足十平米的斗室，外带一张简易床铺和一桌、一椅而已，不过比他们本校的单身教师宿舍强。好在我们和另外两个同去支教的住在一块，很快便熟识了。大家隔三岔五去到离学校不远的小镇，找个干净的小店，撮一顿，解解馋，总的还算熬得过去。
三堂街镇中学的作息时间跟我们原来所在的学校大相径庭，也叫我们一时无所适从。他们的作息时间有两个特点，一是师生每天在校的时间比其他学校长得多。他们在正式上第一节课前，安排了两个50分钟之久的学生自习时间，一个叫早自习，一个叫晨读，中间隔着一个长约40分钟的早餐时间。他们也上八节课，中午休息时间较长，夏季有两个小时，冬季也有一个小时。他们晚餐后，还得上三节晚自习。另一特点是，他们把两个星期的课和双休日都重新分配、组合，上10天课后再休息4天，很有点当年中国青年杂志所倡导的那种“拼命地玩、玩命地干”的味道。
在三堂街，那里的学校领导先是考虑要我教一个班的英语和三个班的生物。我坚决不干，并伺机要挟他们，如果非得这样，我只能打道回府了，因为我是作为英语专职教师派去支教的。再说，我们同路的一个支教老师，就因为他去的学校根本就不缺他所教那个学科的教员而立即折回去了。既然他们也不缺英语教师，还要我留下来做什么！
关于我这个支教队员的去留问题，很快被反应到了教育局人事股那里。这一次，人事股的办事效率出奇的高，当天就作了答复。他们通知三堂街联校责成镇中学妥善处理好我的问题，一句话，尽量满足我的要求，绝不容许再次走人。于是校方临时紧急行动，找本校教师做工作，最后跟我达成协议：任教初一（七年级）三个班的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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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8月底至2004年7月，我有过一年的支教经历。
这次支教对我来说，来得很突然，事先没有一点思想准备。那一天，记得是8月26日，教师暑假集中学习后的第一次教师会上，气氛显得有些不同寻常。几个学校行政人员在收回发给每位教师填报的新学期教学岗位意向表后，校长神色庄重地走上主席台，传达了教育局下发的一个特别通知：本校必须从任教英语、数学两个学科的老师里，各选派一名去本县一个偏僻的乡镇中学支教。校长说：“我们学校的老师都很优秀，不管派谁出去，这都是一件很残酷的事！但上面反复交代，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任务，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接下来，就是学校按事先敲定好的框框——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来推选支教对象。说来也有意思，刚开始时，凡是在新学期教学岗位意向表里填写了申报班主任的均不在选派之列。而我恰好阴差阳错地在是否申报班主任一栏打了个对勾，于是落得看热闹。那阵子，会场气氛越发紧张，那些本来是班主任却没申报班主任的后悔极了，有人摇头叹气，有人满腹牢骚。投票在极其隐秘的状态下进行，各人都在肚里打着小九九，有的甚至心怀鬼胎。一连投过两次票后，总算有了初步的结果：数学基本上可以确定为刘某；英语是在除我之外的另两个男老师——苏某和姜某之间选择，据说是鉴于票数相等，一时难以定夺。
到底叫谁去呢？苏某和姜某，一个是英语教研组长，一个是送省参培过的骨干教师。学校为难了。几个校级领导轮番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可他们谁都不愿松这个口。事态变得严重起来。因为其他学校同样有支教任务，他们的人选三下五除二就敲定了。其中还有一个是自愿报名的。根本就没有我们校长所说的那般残酷！
这个事情很快就传到联校领导的耳朵里。第二天上午，怒火中烧的联校长老曾，亲自跑到我们中学来督阵了。原来的方案被彻底推翻。新的方案规定，只要是上学期担任了数学、英语教学的，不管当不当班主任，都得列为支教人选。又一轮新的无记名投票开始了。也许是人缘太差，也许是有人串通（后来证实确有此事），这次我没能逃脱支教的“厄运”还有教数学的罗老师，也同病相怜，不幸中“踩”
8月30日，在经过与校方磋商，得到学校答复的某些补偿性“优待”之后，我们去到离家百余里外的三堂街镇中学，正式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支教生活。
刚到三堂街，还真不习惯那里的生活。他们学校的伙食极差，两块钱一餐常常吃不饱肚子，那些用廉价桶装油炒出来的蔬菜，简直进不了口。住宿条件也不甚好，每人一间不足十平米的斗室，外带一张简易床铺和一桌、一椅而已，不过比他们本校的单身教师宿舍强。好在我们和另外两个同去支教的住在一块，很快便熟识了。大家隔三岔五去到离学校不远的小镇，找个干净的小店，撮一顿，解解馋，总的还算熬得过去。
三堂街镇中学的作息时间跟我们原来所在的学校大相径庭，也叫我们一时无所适从。他们的作息时间有两个特点，一是师生每天在校的时间比其他学校长得多。他们在正式上第一节课前，安排了两个50分钟之久的学生自习时间，一个叫早自习，一个叫晨读，中间隔着一个长约40分钟的早餐时间。他们也上八节课，中午休息时间较长，夏季有两个小时，冬季也有一个小时。他们晚餐后，还得上三节晚自习。另一特点是，他们把两个星期的课和双休日都重新分配、组合，上10天课后再休息4天，很有点当年中国青年杂志所倡导的那种“拼命地玩、玩命地干”的味道。
在三堂街，那里的学校领导先是考虑要我教一个班的英语和三个班的生物。我坚决不干，并伺机要挟他们，如果非得这样，我只能打道回府了，因为我是作为英语专职教师派去支教的。再说，我们同路的一个支教老师，就因为他去的学校根本就不缺他所教那个学科的教员而立即折回去了。既然他们也不缺英语教师，还要我留下来做什么！
关于我这个支教队员的去留问题，很快被反应到了教育局人事股那里。这一次，人事股的办事效率出奇的高，当天就作了答复。他们通知三堂街联校责成镇中学妥善处理好我的问题，一句话，尽量满足我的要求，绝不容许再次走人。于是校方临时紧急行动，找本校教师做工作，最后跟我达成协议：任教初一（七年级）三个班的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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