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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实很长时间没进过电影院了。最近的一次，两年前的事。轰轰烈烈的英雄在北京上映，同学刘，简称为l，很是慷慨，一掷百金，夜半请我在双安影院，声声色色了一回，着着令长期缺乏刺激的感官仙死了一回。归来打的（注意，的字发音为dē），一路租借凛凛的冷风，瑟瑟之中，犹怀一腔悲慨——片中的英雄们个个着上了悲剧之色，而我则是从悲剧中全身而退的英雄。大概由于去电影院稀少的缘故，在对英雄冷嘲热讽的潮流中，我很康德地说：天之下，人为大。l看完我的评论之后，说：你丫说的啥，意犹未尽。
2
北京学习的那段时间，借地利之便，不时出入于北大世纪讲堂。世纪讲堂是个让人感觉奇妙的地方，它可看做舞台，从美国总统到香港戏子，都有机会站上去发言。不过名人们的讲话，以及名人们的扮猴相，我是没有亲眼目睹过了。在那里，我前前后后看过些些电影而已，些些比名人们的口沫横飞还要遥远的故事而已。关于世纪讲堂看的影片，我恍惚记得的，竟只有三部。
一部是两个人的车站。我头一天买好的票，从圆明园东门赶往讲堂的那天，下了一场不知情的雪，骤然间整个首都臃滞不堪（那场雪导致那天有人坐了九个小时公车，可谓历史罕见，空前绝后）。我一出门，看车子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在宽阔的道路上如蜗牛般爬行，立刻做了个英明的决定，踏着皑皑世界，一路飘雪纷飞，步行去看那两个人的世界——这是一部前苏联影片，片中冰天雪地的世界和故事，让我编出了一首一往深情的致l的诗。这没有用，半年之后，l飞得无影无踪。
另一部是美丽人生，和当时在北大结识的一位皈依了佛教的物理系博士一起看的。现在已不大记得，究竟是我请他看的，还是他请我看的。之所以认得他，是因为我叫他麦子，他叫我稻子，一个来自北方，一个来自南方，我们沆瀣一气地声称，既然都是粮食，那就不如交个朋友。这样，我们好歹也美丽人生一回。
还有一部是哈里波特，它之所以让我记住了，则是由于同学l缺席的缘故。事先说好请他到北大看电影，买了两张票，结果他临时电话，声称有更要紧的事（所谓要紧，一直保密到如今）。我只好在开场前做了一回兜售一张电影票的票贩子。开始我还为那张电影票的命运担心，没想到，我在门口振臂一呼，刹那“哗”的一声，我就被祖国的优秀才俊们水泄不通地围住了。票只有一张，要的手不少，一场别开生面的拍卖开始了。票面价格仅五块，但周围马上响起了“十块给我”的声音，旋即慷慨激昂的“十五我要了”将之盖住，接着是更上层楼的“我出二十”说真的，这种当仁不让让我避免损失的声音，让我感动万分。不过我最后还是做出了一项很笨拙但也很崇高的盈亏平衡的决策，以票面价格将之卖给了一小对儿——他们手中原本只捏着一张票，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得出来，他们都对另一张，望穿秋水。或许，那一晚的童话色彩的哈里波特，也会给他们造就一个童话。
在北大看的另外一部片子，是诗歌节搞的影展，地点是在图书馆，片名是死亡诗社，属于很精神很灵魂的电影，免费的，看了海报之后就混了进去。影展做得很到位很郑重，请了一位艺术系的教授在播放前介绍这个片子。看完之后简直崇拜基廷死了，后来上讲台，一有机会就企图用基廷的那一套——站上桌子看世界——来误人子弟。
3
在北京，更早一些时候，在王府井那边东安影院也看了一个片子，侏罗纪公园ii。和一位有一面之缘的朋友l一起看的。片子恐怖指数不够，她没有惊吓到就扑入我的怀中，很是遗憾。在sars的鹤唳风声之中，我从北京逃回了l市，就再没有她的消息了——她的消失和史前的恐龙消失，仿佛一样。
4
刚毕业时，单位里一群充满朝气而又不得不面临百无聊耐的周末的青年们住在一层楼上。他们常常模样高深为人师表地出入于楼下的录象厅，说是看电影，其实是看录象。日子长了，大伙和老板都混得很熟。有时不满意老板租来的碟子，就把自己租来的碟子请老板放。老板还是有文化眼光，居然相信这类影片也不会影响观众数量。果然，毕竟在学校，比之外面的那种喧哗的流行的大片，我们的要求并不影响他的收入。这些片子实际主要是一位籍贯四川绵阳的老师去借的。恰巧姓刘，索性也简称为l。她留的头发贼短，看上去像个男孩。现在只记得l会写对联，抽烟很凶猛。有个晚上大概两点，忽然噔噔噔敲我们的门，问我们有没有烟。当时抽的是一块八一盒的甲天下，刚好我的没了，同事摸出半盒递给她，她从里面取了四五支，连烟盒还给了我们。或许是她在这边的缘故，新片旧片，我能在荒芜的读书声中，接触到另一样的世界。其实平时很少和l交流，但看她租来的那些碟子（她租来的碟子，有时很费心机，因为在这里，这类碟子不易找到），私下以为和她算得上同一类——即便不因为电影的缘故，那么在夜晚两三点还要找烟抽这点上，也可确信我们算得上同类了。后来她考上研究生，走了，接着是听说去了北京某高校读中文博士。再后来就没有消息了，只记得她那张忧郁的娃娃脸上，挂着一副很沉重的眼镜——她的样子让我感觉到，看电影对于一个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5
看电影，固然有以文明的方式，但从中学到大学，我擅长以厚颜的方式去看。之所以称为厚颜，倒并不说由于血气方刚，热中于美色，必要流着口水去看什么高潮迭起的片子，而是我和一些哥们，总合计着享受免费的午餐，企图以不付出银子的方式去看。
中学时，我垂涎于一些同学能够身手敏捷地翻过县城电影院的围墙而看到免费电影，而我，个子矮小，力气又不够，乏逾墙之术。幸亏个子矮小并不妨碍我能灵机一动。当我注意到电影院的剪票员在撕电影票时只撕其中一小部分，我有了个绝妙的想法。这个想法足以满足我看电影的欲望——我逐渐培养出了一种搜集废电影票的良好习惯，然后把两张颜色相同的过期电影废票，一张剪下一部分，拼成一张完整的电影票。只要注意到某场电影票的颜色，我从弄虚作假的票中找出颜色相同的一张，基本上就可从影院门口堂而皇之大摇大摆地进去——只要进去，就万事大吉，永远不要担心找不到空位。蒙混过关，屡试不爽。到了后来，简直就令人发指地到了这种地步，即便学校发了电影票，我仍然使用假票，而把那张完整的票保存起来，以备下次作案之用。但也有不幸的时候。似乎是个什么武打片，很火暴，电影院门口的剪票员盯得非常紧，竟然每张票都翻过来看日期。这样，我的小小的诡计当场穿帮，在众目睽睽之下，我羞赧万分，几乎是无地自容地从电影院恨恨地逃了出来。
这种羞愧证明我当时还多少有着少年的赤子之心，而这点赤子之心，等到了大学，我就连同理想一并毫无保留地捐弃了。当我将中学时的作案手法向哥们推广，并集体蒙电影看。由于大家的一致推崇，我们一个宿舍就都培养出了搜集废电影票的好习惯——学经济学的人，自然懂得什么叫以最少付出获得最大收益。那时，学校的电影是在学校礼堂放，大概门卫也从一般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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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很长时间没进过电影院了。最近的一次，两年前的事。轰轰烈烈的英雄在北京上映，同学刘，简称为l，很是慷慨，一掷百金，夜半请我在双安影院，声声色色了一回，着着令长期缺乏刺激的感官仙死了一回。归来打的（注意，的字发音为dē），一路租借凛凛的冷风，瑟瑟之中，犹怀一腔悲慨——片中的英雄们个个着上了悲剧之色，而我则是从悲剧中全身而退的英雄。大概由于去电影院稀少的缘故，在对英雄冷嘲热讽的潮流中，我很康德地说：天之下，人为大。l看完我的评论之后，说：你丫说的啥，意犹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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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学习的那段时间，借地利之便，不时出入于北大世纪讲堂。世纪讲堂是个让人感觉奇妙的地方，它可看做舞台，从美国总统到香港戏子，都有机会站上去发言。不过名人们的讲话，以及名人们的扮猴相，我是没有亲眼目睹过了。在那里，我前前后后看过些些电影而已，些些比名人们的口沫横飞还要遥远的故事而已。关于世纪讲堂看的影片，我恍惚记得的，竟只有三部。
一部是两个人的车站。我头一天买好的票，从圆明园东门赶往讲堂的那天，下了一场不知情的雪，骤然间整个首都臃滞不堪（那场雪导致那天有人坐了九个小时公车，可谓历史罕见，空前绝后）。我一出门，看车子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在宽阔的道路上如蜗牛般爬行，立刻做了个英明的决定，踏着皑皑世界，一路飘雪纷飞，步行去看那两个人的世界——这是一部前苏联影片，片中冰天雪地的世界和故事，让我编出了一首一往深情的致l的诗。这没有用，半年之后，l飞得无影无踪。
另一部是美丽人生，和当时在北大结识的一位皈依了佛教的物理系博士一起看的。现在已不大记得，究竟是我请他看的，还是他请我看的。之所以认得他，是因为我叫他麦子，他叫我稻子，一个来自北方，一个来自南方，我们沆瀣一气地声称，既然都是粮食，那就不如交个朋友。这样，我们好歹也美丽人生一回。
还有一部是哈里波特，它之所以让我记住了，则是由于同学l缺席的缘故。事先说好请他到北大看电影，买了两张票，结果他临时电话，声称有更要紧的事（所谓要紧，一直保密到如今）。我只好在开场前做了一回兜售一张电影票的票贩子。开始我还为那张电影票的命运担心，没想到，我在门口振臂一呼，刹那“哗”的一声，我就被祖国的优秀才俊们水泄不通地围住了。票只有一张，要的手不少，一场别开生面的拍卖开始了。票面价格仅五块，但周围马上响起了“十块给我”的声音，旋即慷慨激昂的“十五我要了”将之盖住，接着是更上层楼的“我出二十”说真的，这种当仁不让让我避免损失的声音，让我感动万分。不过我最后还是做出了一项很笨拙但也很崇高的盈亏平衡的决策，以票面价格将之卖给了一小对儿——他们手中原本只捏着一张票，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得出来，他们都对另一张，望穿秋水。或许，那一晚的童话色彩的哈里波特，也会给他们造就一个童话。
在北大看的另外一部片子，是诗歌节搞的影展，地点是在图书馆，片名是死亡诗社，属于很精神很灵魂的电影，免费的，看了海报之后就混了进去。影展做得很到位很郑重，请了一位艺术系的教授在播放前介绍这个片子。看完之后简直崇拜基廷死了，后来上讲台，一有机会就企图用基廷的那一套——站上桌子看世界——来误人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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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更早一些时候，在王府井那边东安影院也看了一个片子，侏罗纪公园ii。和一位有一面之缘的朋友l一起看的。片子恐怖指数不够，她没有惊吓到就扑入我的怀中，很是遗憾。在sars的鹤唳风声之中，我从北京逃回了l市，就再没有她的消息了——她的消失和史前的恐龙消失，仿佛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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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毕业时，单位里一群充满朝气而又不得不面临百无聊耐的周末的青年们住在一层楼上。他们常常模样高深为人师表地出入于楼下的录象厅，说是看电影，其实是看录象。日子长了，大伙和老板都混得很熟。有时不满意老板租来的碟子，就把自己租来的碟子请老板放。老板还是有文化眼光，居然相信这类影片也不会影响观众数量。果然，毕竟在学校，比之外面的那种喧哗的流行的大片，我们的要求并不影响他的收入。这些片子实际主要是一位籍贯四川绵阳的老师去借的。恰巧姓刘，索性也简称为l。她留的头发贼短，看上去像个男孩。现在只记得l会写对联，抽烟很凶猛。有个晚上大概两点，忽然噔噔噔敲我们的门，问我们有没有烟。当时抽的是一块八一盒的甲天下，刚好我的没了，同事摸出半盒递给她，她从里面取了四五支，连烟盒还给了我们。或许是她在这边的缘故，新片旧片，我能在荒芜的读书声中，接触到另一样的世界。其实平时很少和l交流，但看她租来的那些碟子（她租来的碟子，有时很费心机，因为在这里，这类碟子不易找到），私下以为和她算得上同一类——即便不因为电影的缘故，那么在夜晚两三点还要找烟抽这点上，也可确信我们算得上同类了。后来她考上研究生，走了，接着是听说去了北京某高校读中文博士。再后来就没有消息了，只记得她那张忧郁的娃娃脸上，挂着一副很沉重的眼镜——她的样子让我感觉到，看电影对于一个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5
看电影，固然有以文明的方式，但从中学到大学，我擅长以厚颜的方式去看。之所以称为厚颜，倒并不说由于血气方刚，热中于美色，必要流着口水去看什么高潮迭起的片子，而是我和一些哥们，总合计着享受免费的午餐，企图以不付出银子的方式去看。
中学时，我垂涎于一些同学能够身手敏捷地翻过县城电影院的围墙而看到免费电影，而我，个子矮小，力气又不够，乏逾墙之术。幸亏个子矮小并不妨碍我能灵机一动。当我注意到电影院的剪票员在撕电影票时只撕其中一小部分，我有了个绝妙的想法。这个想法足以满足我看电影的欲望——我逐渐培养出了一种搜集废电影票的良好习惯，然后把两张颜色相同的过期电影废票，一张剪下一部分，拼成一张完整的电影票。只要注意到某场电影票的颜色，我从弄虚作假的票中找出颜色相同的一张，基本上就可从影院门口堂而皇之大摇大摆地进去——只要进去，就万事大吉，永远不要担心找不到空位。蒙混过关，屡试不爽。到了后来，简直就令人发指地到了这种地步，即便学校发了电影票，我仍然使用假票，而把那张完整的票保存起来，以备下次作案之用。但也有不幸的时候。似乎是个什么武打片，很火暴，电影院门口的剪票员盯得非常紧，竟然每张票都翻过来看日期。这样，我的小小的诡计当场穿帮，在众目睽睽之下，我羞赧万分，几乎是无地自容地从电影院恨恨地逃了出来。
这种羞愧证明我当时还多少有着少年的赤子之心，而这点赤子之心，等到了大学，我就连同理想一并毫无保留地捐弃了。当我将中学时的作案手法向哥们推广，并集体蒙电影看。由于大家的一致推崇，我们一个宿舍就都培养出了搜集废电影票的好习惯——学经济学的人，自然懂得什么叫以最少付出获得最大收益。那时，学校的电影是在学校礼堂放，大概门卫也从一般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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