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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两眼噙泪，声嘶力竭地呻吟一声：“上半身随便，下半身休想”和一位女网友签了一份“卖身契”授权她做我的“文学经纪人”霸占我的所有写作活动两年时间。我只管写，她负责卖，按15%提成。和我一起签约的，还有另一个倒霉蛋，名叫天籁。一个组织，两杆枪，这就是“茫然的行走文字工作室”的雏形。
关于我们的文字工作室的冠名问题，三个人有过一番争论，茫然的行走是老板，和所有的土财主一样，她死活要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我提出了两套方案，不幸被一票否决，一是崔健的一首歌，叫缓冲，一是一部国产电影，叫紧急迫降，感觉非常贴切，认为我们的商业意识的觉醒，造成了文学理想的紧急迫降，大有委曲求全之意。
一点都不脸红地说，作为一个有所追求的写作者，为了发表，为了赚钱，我不得不把个人主张束之高阁，不得不削足适履去投合刊物的胃口和编辑的口味，就像岳不群和林平之先生一样，痛定思痛地踏上自我阉割的终南捷径。因为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应该制造什么。
我是不是有点矫情呢？梁家辉在新龙门客栈中说，都说乱世无真情，怎知你我乱世之中情更真。这话正中我下怀，我有我的文学理想，和其它所有被称为理想的东西一样，具有共同的属性：不合时宜。尽管我一直厌恶“纯文学”的说法，但心里还是有杆秤的，那就是坚信文学作品必须有个思想的底线，一旦踩线，就不再是文学了。比如大多数妇青杂志上暗送秋波投怀送抱的玩艺儿，它们和文学何干？！但为了发表，为了赚钱，就顾不了那么多了，有人约稿，是人生与伴侣，我就动心了，寄了两次，都说情节平淡，不适合发表。我直接拒绝说，我也没打算往你们刊物上发。可谁给我发呢？“纯文学”杂志吗？我身上和行文之中又没有厚道的传统文化撑腰，它们才不理我这个二流子的茬呢。文学野心一再被物欲受挫的自卑感苦苦折磨。
我的文学理想，注定让我走上一条险恶而荒芜的道路。倾向先锋，就意味着要耐得住孤独和寂寞。我言必称大师，也只有向大师看齐，仿佛天生具有受虐倾向，喜欢被巨大的落差百般蹂躏，一根筋地拿头往一座座丰碑上撞，渴望从满眼的血光中看见希望的方向。感觉也只有那种身处炼狱之中的痴心不改，才是真正的虔诚。以前，有过假模假式的思考，认为艺术应该等有钱以后再搞，要不然借艺术赚钱的马脚一不小心就暴露在创作中了。一直希望能有折衷的法子，比如先赚钱，先成名，再走向成功，可又想起崔健的混子来了：“多挣点钱儿多挣点钱儿，要是挣够了事情自然就会变了，可是哪儿有个够，可是哪儿有个够，不知不觉挣钱挣晕了，把什么都忘了”
还真是这样的：我所生活的小城，在我心中是有个小小的文坛，或者说文学圈的。我周围的写手们现在都在干什么呢？两个在国内稍有名头的枪手，一直端着乡土里的针头线脑炫耀，发表量也着实不小，可他们那些玩艺儿算什么文学？市井小故事而已；两位我最敬仰的文学前辈，一个是我的领导，一个是报纸编辑，却先后中断（放弃？）了写作；让我钦佩不已的固守文学家园的文友筱桦辞掉公职，开书店，笔耕不辍，终有小成，长篇小说沿着河流的走向即将出版，可她还是传统一派，小说十几年前什么样儿，现在还是什么样儿；在思想和意识上和我不相伯仲的茫然的行走，宣称自己一直在“玩票”专事娱乐评论，为一篇篇影评的发表沾沾自喜成功和成名毕竟是两码事，世俗意义上的成名，并不能带给我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所带来的安慰和快感。
挺住，是不是真的意味着一切？要到最后，才会揭晓。这无疑是一次豪赌，拿一生去做筹码。在通往文学祭坛的路上，多少文学爱好者意气风发，插上想像的翅膀，飞向理想的彼岸，到底有多少人最后飞抵了目的地，又有多少人半路坠毁尸骨无存
文学作为一种高级的娱乐形式，其操作者无论是业余的还是专业的，生存处境都和其它行当没有什么区别，我看都应该同等对待，上岗，下岗，跳槽，干一辈子，人各有志，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意义。还是那句老话，没有金刚钻，别揽那瓷器活儿，有金刚钻，却失去了揽瓷器活儿的热情，也无可厚非。加工的瓷器自己满不满意是一回事，好不好卖是另一回事，两者要是挂起钩来，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还是此消彼长互相残杀，要看各人的造化和道行，也是个综合素质的较量。好在广大“文学消费者”也不全是傻蛋，也有那眼睛雪亮的，知道挑肥拣瘦，去芜存菁，戳穿骗局，供奉经典，一切都有尘埃落定的那一天，一切都只是个时间问题。如果有人急功近利，抱有趁早成名的念头，我尊重他的上进心，但对其笔下的文字是有自己的理解的，敲门砖而已，我也有，不见得比谁的差，我拒绝阅读。在我看来，文学只是一项副业，一种高级的娱乐活动，想玩儿，就别计较得失，跟打牌似的，别老想着靠它赚钱，当然它现在也根本无法养活我，一不小心成名了，成功了，也只是意外之喜，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情，不必运筹帷幄，但去决胜千里吧
刚刚两眼噙泪，声嘶力竭地呻吟一声：“上半身随便，下半身休想”和一位女网友签了一份“卖身契”授权她做我的“文学经纪人”霸占我的所有写作活动两年时间。我只管写，她负责卖，按15%提成。和我一起签约的，还有另一个倒霉蛋，名叫天籁。一个组织，两杆枪，这就是“茫然的行走文字工作室”的雏形。
关于我们的文字工作室的冠名问题，三个人有过一番争论，茫然的行走是老板，和所有的土财主一样，她死活要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我提出了两套方案，不幸被一票否决，一是崔健的一首歌，叫缓冲，一是一部国产电影，叫紧急迫降，感觉非常贴切，认为我们的商业意识的觉醒，造成了文学理想的紧急迫降，大有委曲求全之意。
一点都不脸红地说，作为一个有所追求的写作者，为了发表，为了赚钱，我不得不把个人主张束之高阁，不得不削足适履去投合刊物的胃口和编辑的口味，就像岳不群和林平之先生一样，痛定思痛地踏上自我阉割的终南捷径。因为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应该制造什么。
我是不是有点矫情呢？梁家辉在新龙门客栈中说，都说乱世无真情，怎知你我乱世之中情更真。这话正中我下怀，我有我的文学理想，和其它所有被称为理想的东西一样，具有共同的属性：不合时宜。尽管我一直厌恶“纯文学”的说法，但心里还是有杆秤的，那就是坚信文学作品必须有个思想的底线，一旦踩线，就不再是文学了。比如大多数妇青杂志上暗送秋波投怀送抱的玩艺儿，它们和文学何干？！但为了发表，为了赚钱，就顾不了那么多了，有人约稿，是人生与伴侣，我就动心了，寄了两次，都说情节平淡，不适合发表。我直接拒绝说，我也没打算往你们刊物上发。可谁给我发呢？“纯文学”杂志吗？我身上和行文之中又没有厚道的传统文化撑腰，它们才不理我这个二流子的茬呢。文学野心一再被物欲受挫的自卑感苦苦折磨。
我的文学理想，注定让我走上一条险恶而荒芜的道路。倾向先锋，就意味着要耐得住孤独和寂寞。我言必称大师，也只有向大师看齐，仿佛天生具有受虐倾向，喜欢被巨大的落差百般蹂躏，一根筋地拿头往一座座丰碑上撞，渴望从满眼的血光中看见希望的方向。感觉也只有那种身处炼狱之中的痴心不改，才是真正的虔诚。以前，有过假模假式的思考，认为艺术应该等有钱以后再搞，要不然借艺术赚钱的马脚一不小心就暴露在创作中了。一直希望能有折衷的法子，比如先赚钱，先成名，再走向成功，可又想起崔健的混子来了：“多挣点钱儿多挣点钱儿，要是挣够了事情自然就会变了，可是哪儿有个够，可是哪儿有个够，不知不觉挣钱挣晕了，把什么都忘了”
还真是这样的：我所生活的小城，在我心中是有个小小的文坛，或者说文学圈的。我周围的写手们现在都在干什么呢？两个在国内稍有名头的枪手，一直端着乡土里的针头线脑炫耀，发表量也着实不小，可他们那些玩艺儿算什么文学？市井小故事而已；两位我最敬仰的文学前辈，一个是我的领导，一个是报纸编辑，却先后中断（放弃？）了写作；让我钦佩不已的固守文学家园的文友筱桦辞掉公职，开书店，笔耕不辍，终有小成，长篇小说沿着河流的走向即将出版，可她还是传统一派，小说十几年前什么样儿，现在还是什么样儿；在思想和意识上和我不相伯仲的茫然的行走，宣称自己一直在“玩票”专事娱乐评论，为一篇篇影评的发表沾沾自喜成功和成名毕竟是两码事，世俗意义上的成名，并不能带给我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所带来的安慰和快感。
挺住，是不是真的意味着一切？要到最后，才会揭晓。这无疑是一次豪赌，拿一生去做筹码。在通往文学祭坛的路上，多少文学爱好者意气风发，插上想像的翅膀，飞向理想的彼岸，到底有多少人最后飞抵了目的地，又有多少人半路坠毁尸骨无存
文学作为一种高级的娱乐形式，其操作者无论是业余的还是专业的，生存处境都和其它行当没有什么区别，我看都应该同等对待，上岗，下岗，跳槽，干一辈子，人各有志，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意义。还是那句老话，没有金刚钻，别揽那瓷器活儿，有金刚钻，却失去了揽瓷器活儿的热情，也无可厚非。加工的瓷器自己满不满意是一回事，好不好卖是另一回事，两者要是挂起钩来，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还是此消彼长互相残杀，要看各人的造化和道行，也是个综合素质的较量。好在广大“文学消费者”也不全是傻蛋，也有那眼睛雪亮的，知道挑肥拣瘦，去芜存菁，戳穿骗局，供奉经典，一切都有尘埃落定的那一天，一切都只是个时间问题。如果有人急功近利，抱有趁早成名的念头，我尊重他的上进心，但对其笔下的文字是有自己的理解的，敲门砖而已，我也有，不见得比谁的差，我拒绝阅读。在我看来，文学只是一项副业，一种高级的娱乐活动，想玩儿，就别计较得失，跟打牌似的，别老想着靠它赚钱，当然它现在也根本无法养活我，一不小心成名了，成功了，也只是意外之喜，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情，不必运筹帷幄，但去决胜千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