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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是家族里写字最好的人，即使将宣纸用手悬空，也能随意写出气势磅礴之字。因其国民党的身份，又曾做过杨虎城的秘书，他当了半辈子的“反革命”一边教书，一边被批斗，全家人也被牵连其中。不过，他老人家的心态十分好，即使再差的时局，也能悠然自得，性格不急不躁，遇见乡党时常出现这样的对话：
“王先生好啊，大清早作甚去？”
“我见天气不错，先去涝池钓个鱼，再去参加批斗会。”
说话时神情稀松平常，乐呵乐呵。
爷爷虽淡泊，却难免读书人的刻薄。话说学堂里除他之外的另外两位教书先生，时常因事请假，学生们经常缺课。他对此不满，便堂而皇之在学堂门口贴上一副对联，上联是“张先生李先生都是先生”下联是“早不在晚不在早晚不在”横批“教无常师”凡路过者无不笑之，张李两位老师知道后气得鼻子都快冒烟，他老人家却依旧笑脸相迎，若无其事。
穷则生盗。一天晚上有小毛贼入室盗窃，蹑手蹑脚，刚好跟爷爷碰了个当面。他端着煤油灯，面带微笑，请小贼坐下，还倒了茶，拉了些家常，最后说：“现在时局不好，大家都困难，我这也没什么像样的东西叫你偷，这有一支钢笔跟了我许多年，还能值点钱，要不你把这个拿走吧。”年轻的小贼满脸通红，噗通一声跪下来说他再也不敢了，随后爷爷送走了他，也没有报案，仿佛只是遇上一个平常的客。
过年时父亲打算写对联，就在院子里支好了桌案，让母亲在一边铺纸研墨。父亲是当时地区唯一考上西北大学的学生，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为人难免几分清高，就理直气壮地叫母亲打下手，还总埋怨墨没研好，纸没摆正；母亲漂亮，性格活泼又多才多艺，岂能容人贬低，自然不让他；于是一早两个人就在院子里争执了起来。这时，爷爷从正房出来，二话没说，一手拿纸一手拿笔，三打五除二就写完了对联，扬长而去，走的时候只撂了一句话：“还是大学生！”留下父母二人杵在院子里，面面相觑。
学写字时，我喜欢让每个字都占满方格，通篇看着密密麻麻不整洁。老师嫌我字大，不写小就不给高分；而爷爷对我的“大字”却赞赏不已，说它们够方正和大气，叫我不要在意分数，就这么写，于是我在老师心目中成为一个顽固不化的学生，语文作业每篇批语都是“请把字写小”直至后来分数越来越低。由此我养成了不受教的个性，类似于革命年代的刘胡兰，一直到现在都是。
爷爷的性情坦然而淡泊，后半生一直是教书先生，拿着微薄的工资，过着清贫的日子，身受政治问题侵扰，却不乏闲情逸致。他没有储蓄的习惯，买书买纸买烟，粗茶淡饭，对于世间变迁皆能泰然处之，凡事不争不抢不在意，也正因如此，他才以八十七岁高龄离开人世。
老家的厢房旁边，搭着一个比临时敞篷结实、又比土屋削薄的屋子，木质的窗棱，明纸糊窗，采光极好。一年四季案台上都摆放着笔墨纸砚和各类报纸；案台前是一只老藤椅，并非如今市面上那种软塑料质地、却涂上藤条色泽的人工伪藤椅，而是用真的藤条编织而成，藤条晒出的秸秆味与屋里的纸墨味相互混合，那味道极好。这便是爷爷的书房。
书房外面有三四个大瓮，里面常年积累着雨水。一个瓮用来涮毛笔，其余的，则会装有哥哥抓到的青蛙、蝌蚪、鱼之类。与书房相垂直，是整整一大片的葡萄架。夏日里，蝉不知疲倦地嘶叫，爷爷坐在葡萄荫里，一边摇着扇子一边看报纸，调皮的哥哥和我会蹲在地上逗蛐蛐，茶壶里茶香氲氤，那是多么惬意的画面。
爷爷的一生就如一把老藤椅，朴实无华，却又悠然自得。
这种本真大概已经不能称之为一种精神，而该是一个境界了。
爷爷是家族里写字最好的人，即使将宣纸用手悬空，也能随意写出气势磅礴之字。因其国民党的身份，又曾做过杨虎城的秘书，他当了半辈子的“反革命”一边教书，一边被批斗，全家人也被牵连其中。不过，他老人家的心态十分好，即使再差的时局，也能悠然自得，性格不急不躁，遇见乡党时常出现这样的对话：
“王先生好啊，大清早作甚去？”
“我见天气不错，先去涝池钓个鱼，再去参加批斗会。”
说话时神情稀松平常，乐呵乐呵。
爷爷虽淡泊，却难免读书人的刻薄。话说学堂里除他之外的另外两位教书先生，时常因事请假，学生们经常缺课。他对此不满，便堂而皇之在学堂门口贴上一副对联，上联是“张先生李先生都是先生”下联是“早不在晚不在早晚不在”横批“教无常师”凡路过者无不笑之，张李两位老师知道后气得鼻子都快冒烟，他老人家却依旧笑脸相迎，若无其事。
穷则生盗。一天晚上有小毛贼入室盗窃，蹑手蹑脚，刚好跟爷爷碰了个当面。他端着煤油灯，面带微笑，请小贼坐下，还倒了茶，拉了些家常，最后说：“现在时局不好，大家都困难，我这也没什么像样的东西叫你偷，这有一支钢笔跟了我许多年，还能值点钱，要不你把这个拿走吧。”年轻的小贼满脸通红，噗通一声跪下来说他再也不敢了，随后爷爷送走了他，也没有报案，仿佛只是遇上一个平常的客。
过年时父亲打算写对联，就在院子里支好了桌案，让母亲在一边铺纸研墨。父亲是当时地区唯一考上西北大学的学生，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为人难免几分清高，就理直气壮地叫母亲打下手，还总埋怨墨没研好，纸没摆正；母亲漂亮，性格活泼又多才多艺，岂能容人贬低，自然不让他；于是一早两个人就在院子里争执了起来。这时，爷爷从正房出来，二话没说，一手拿纸一手拿笔，三打五除二就写完了对联，扬长而去，走的时候只撂了一句话：“还是大学生！”留下父母二人杵在院子里，面面相觑。
学写字时，我喜欢让每个字都占满方格，通篇看着密密麻麻不整洁。老师嫌我字大，不写小就不给高分；而爷爷对我的“大字”却赞赏不已，说它们够方正和大气，叫我不要在意分数，就这么写，于是我在老师心目中成为一个顽固不化的学生，语文作业每篇批语都是“请把字写小”直至后来分数越来越低。由此我养成了不受教的个性，类似于革命年代的刘胡兰，一直到现在都是。
爷爷的性情坦然而淡泊，后半生一直是教书先生，拿着微薄的工资，过着清贫的日子，身受政治问题侵扰，却不乏闲情逸致。他没有储蓄的习惯，买书买纸买烟，粗茶淡饭，对于世间变迁皆能泰然处之，凡事不争不抢不在意，也正因如此，他才以八十七岁高龄离开人世。
老家的厢房旁边，搭着一个比临时敞篷结实、又比土屋削薄的屋子，木质的窗棱，明纸糊窗，采光极好。一年四季案台上都摆放着笔墨纸砚和各类报纸；案台前是一只老藤椅，并非如今市面上那种软塑料质地、却涂上藤条色泽的人工伪藤椅，而是用真的藤条编织而成，藤条晒出的秸秆味与屋里的纸墨味相互混合，那味道极好。这便是爷爷的书房。
书房外面有三四个大瓮，里面常年积累着雨水。一个瓮用来涮毛笔，其余的，则会装有哥哥抓到的青蛙、蝌蚪、鱼之类。与书房相垂直，是整整一大片的葡萄架。夏日里，蝉不知疲倦地嘶叫，爷爷坐在葡萄荫里，一边摇着扇子一边看报纸，调皮的哥哥和我会蹲在地上逗蛐蛐，茶壶里茶香氲氤，那是多么惬意的画面。
爷爷的一生就如一把老藤椅，朴实无华，却又悠然自得。
这种本真大概已经不能称之为一种精神，而该是一个境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