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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大中
在我多年读过的小说中，我比较满意的，阅读过程中能够始终抓住我的心、不断获得新的感受不断发出惊叹的，除去那些经典作品以外，陈亚珍的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是不可多得的一部。我说到高长虹的作品时，曾经用“好的不一定是有名的，有名的不一定是好的”概括我的感受。陈亚珍的这部小说也属于这一类。是的，它可能不是“著名作品”但它够得上杰出，在我看来，杰出远比“著名”更有价值，应该在更高一个层次。
这是一部有深刻思想的作品，而且触及了人性，触及人类生活的一些极为隐蔽的领域。如果在别的国家，这样的作品可能会引起很大轰动。作品的价值有时候不能由作品本身决定，而是由别的因素决定的，在我们国家尤其如此。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杰出的不一定是著名的，一些人著名，不是来自作品本身的价值，而是来自于炒作。书还没有出版，就通过媒体说此书如何好，其稿子在竞拍中卖了多么大的高价，出版方是如何防止盗版，等等。本来，一部作品价值如何，只能等那作品出版后受人们检验，在出版之前就这样大炒特炒，那绝对不能认为是正当的。这本书已经出版。它不是以故事取胜，它的长处在于描写的细致，特别是深入到人性的深处，从多方面解剖，从多角度表现，这是真正纯粹的精致的文学作品；这本书具有很强的哲理性，从普通人的人生观、处世观到传统伦理道德，都写到了，阅读过程更需要思索。我相信，好的作品最终是会被人们认识的，接受的，传诵的。这本书已经离开了作者而成为独立存在，成为社会公共产品，现在是读者对它进行鉴别、鉴赏和品评的时候了。
把人性“晒”在太阳底下显出真面目
在我读过的小说中，很少有像本书这样，对人性做如此深刻、如此全面的揭示，对人性之卑劣做如此不留情面、深入骨髓的批判。鲁迅批判了国民麻木、守旧、得过且过等等的劣根性，但鲁迅的小说几乎都是短篇，篇幅有限，所写人物单纯、故事集中，往往只有一时一事，在人性的表现上存在诸多困难。这部小说不同，它所展现的宏大的叙事规模，为作者尽情地表现她所憎恶的人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她对那一段生活的熟悉又使她的描写具有强烈的真实性和生动性。最近人们常常用“晒”字表现“展现”、“亮出来”一类意思。这部小说就是把人性“晒”在太阳底下，让各种各样的人性曝光，主要是让各种丑恶的人性曝光。作者是站在比较高的角度，观察和要求她所描写的人性的。我初次读到这部小说的时候，曾跟作者就人性问题有过讨论。我对“文革”中看到的人性之恶感到厌恶，对新时期另一种人性之恶同样没有好感。但我认为，这都是暂时的，过一段时间会好起来，人类社会最终会走向大同世界的美好境界。我之所以写走向大同（笔者人类三部曲之三，即将在海外出版）这本书，就是要表达我这个认识。但陈亚珍似乎不这样看。我感到，作者对她看到的人性之恶有切肤之痛，她似乎是为着鞭挞、指斥人性之恶而写这本书的，揭发人性之恶是她的目的。
这里说的人性，不是指人的自然属性，而是社会属性。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里说的人性，就全部在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也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人性才有美丑的区分。离开了社会关系，无所谓人性的美丑。
爹把三十多个青年带出去参加抗日队伍，不仅是第一部的核心事件，也是全书的核心事件，此后故事的发展都由此而来。书中最早的人性爆发，就集中在这件事上。按说，这是民族解放的大事，是保家卫国的正义举动，本应该受到人们的充分肯定。可是讲究实际的老百姓并不从这个方面去看，他们是从切身利益出发的。他们看到、感到的，是自己家里的顶梁柱出去了，指靠不上，给她们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在他们看来，要不是爹举起抗日的大旗，不是爹带领乡亲们跟鬼子斗，鬼子不会来村子里杀人放火。尤其使那些“军属们”感到无法理解的是，他们自己的亲人被打死了，他们收到的是令人心碎欲裂的“死亡通知书”“军属”变成了“烈属”而带走自己亲人的爹不仅没有死，反而升了官，获得了荣耀。“我”的处境、全家人的处境也跟这件事密切相关，有翻白眼的，有背后指着骂的，各种人性不一而足。也不是一直如此，随着事件的发展，或者说随着各种正反不同消息的到来，人性会跟着变化。曾经生气的变得亲热起来，曾经亲如一家的忽然成了仇人，骂个不已。只有大伯能够正确理解。大伯是个最老实的农民，是种地好把式，但是论见识，论胸怀，论应变能力，他都是首屈一指的，在这个家庭，在这个村子，他都像擎天大柱。
这部小说所揭示的人性，互相之间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同一个人，既有在通常情况下的表现，也有在特殊情况下的表现，既有好的时候，也有不好的时候，都跟时代密切相连。特殊的社会环境，会造成特殊的人性，会把好的人性变坏，也会使坏的人性偶然间释放出一缕光辉。最能扭曲人性的是文化大革命。那是个无是非、无美丑、无正反的“三无”时代，一切以个人利害，以如何保命、生存为第一考量的时代。人为了自己能够生存下去，不惜千方百计地污蔑他人，糟践他人，陷害他人。只有把他人抹黑，才显得自己正确、光荣，就是那个时代的哲学，绝大多数人都在实践着这种哲学。小说写道：“生活本来就是这样——你死我活。只不过有的人奉行这样的规则却不愿承认。或者原本就生活在理想中，理想一旦破灭就活不下去了比如你。人不能认命，人只能挣命，我当时与你争父亲，争母亲，争男人，那是因为我不足，因为生存的需要，如果是现在，你双手奉送我都不稀罕。我信奉巴尔扎克这样一句话：‘宁肯做坏蛋，不要做傻瓜，因为坏蛋有足够的能力吃人，而傻瓜只配被人吃’。”作者这样痛斥丑恶的人性：“我看到世界被世故、虚假、谎言、投机所充塞，看到人世间布满市侩气不能不对你的话语产生怀疑。我的悲哀就是因为真诚与真实，把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个称号奉行得过分虔诚，看得神圣而不可玷污。可这一切都欺骗了我。一切机构都不过是命令你跪下，张着血口吃人！有多少人打着公正、公平的名义做着不名誉的勾当人心都枯朽了，在欲望的驱使下，都把正常的性情滤干了。爱没有了，恨没有了，剩下的只是冷。我就是想不停地提醒人类这种冷酷与残暴，这种破坏人类生存情感的毒素”“世间为甚那么容易原谅一个恶人的劣迹，却对善者一再扭曲呢？大妹说，这就是活着的复杂性，世间最可怕的不是凶狠而是虚伪，它足以让世界混淆了是非的标准。世上有无数的阴谋在活动，它们侵犯的往往是正直善良的心灵。”类似这样的批判性叙述，小说中随处可见，它针砭时弊，充满哲理和智慧，是作者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
玉米是“文革”中丑恶人性的一个典型。玉米这个名字的由来就是一个故事：她的父亲要到抗日前线去打仗，走前跟母亲在玉米地里做ài，产下了她，她便有了这么个极富特色的名字。玉米和“我”是隔墙邻居，两家相处甚好，三叔、大伯经常帮助玉米家做气力活，不分彼此。后来，她到县城读书，又受到“父亲”——就是仇二狗——的特殊关爱，从此她走上了跟过去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玉米一向有心机，用巧计赶走后爹，用巧计讨好“我”的父亲仇二狗，用巧计夺取荣耀，用巧计把“我”赶出学校，用巧计把悔婚的罪名安在“我”身上。直到文化大革命到来，她的投机钻营得到了充分繁殖的土殖。不仅当上了造反总司令，而且把以前的一切翻了个个儿。她到处传播兰菊——即娘——的那个“不贞”又编造爹在朝鲜战场上杀死自己同伴的罪行，使爹成了历史反革命，她把爹在病时对友人说的一句话上纲到现行反革命，使爹真正堕入地狱，几乎被整死。对“我”这个从小生活在一起的同伴，更是极尽颠倒黑白、造谣诬陷之能事。在玉米的拨弄下“我”做什么也错而她说什么都对。“玉米可以利用爹的名誉抬高自己，可以用烈士子女的光环照耀自己，使自己的身价陡增。可我不敢公开我与爹的关系，因了娘的历史可是，现实又多么需要爹这个护身符啊。所有的人听到爹的名字都俯仰不已，可我有了这样体面的爹却不能享受。”这种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每一件事都正确，每一句话都是真理。“咬死你让我活下去，拥有世界的一切”就是她的处世哲学。她是市侩型人物的一个代表。
属于这一类型的还有爹曾经信任有加、在爹的安排下做了“我”的丈夫的张世聪等人。娘在大饥荒中收留的另两个烈士遗孤，跟玉米一样，后来都成了斗争娘最无情、最残酷的打手，更说明了这种人性的时代特征。过去许多学者都说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人们之间的乡情、友情，无论是直接的间接的，远比法律、制度更具有粘合剂的作用，人们就是在这多种“情”的作用下，举办各种活动，解决各种棘手的问题。可是这一点，在作者所描写的时代，顿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在“革命的名义”下，是为着“革命的需要”而搞着种种非法活动。这种新的人际关系法则“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顶点。大革文化命，使整个社会价值系统发生了混乱和倒转，人性之恶可恶（wu），评判人性好恶（wu）的人性，更可恶（wu）。
中国古人说到人性时，有君子跟小人之分。荀子说：“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丑，不能亦丑。君子能则宽容易直以开道（导）人，不能则恭敬繜绌以畏事人；小人能则倨傲僻违以骄溢人，不能则妒忌怨诽以倾覆人是君子、小人之分也。”玉米等人本是小人，但她们却“能亦好，不能亦好”而被他们打倒的人则“能亦丑，不能亦丑”事物就是这样颠倒！孟子说到“非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玉米等人就是“无恻隐之心”、“无羞恶之心”、“无辞让之心”、“无是非之心”的人，他们成了“非人”成了禽兽。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说，她们使人性发生了异化。这是那个畸形时代培养的畸形的人。作者用人性发生异化，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把小人的丑态一一亮出，让其毕现，从而表现出时代的本质。
深入人的内心，多侧面、多层次表现，曲尽其妙
我读这部小说印象最深的，不是事件，也不完全是人性之恶，而是作者所写“我”的内心世界的丰富和多彩。如果用一个词修饰，就是曲尽其妙。“我”的出身、“我”在家庭的地位、“我”和其他人物的关系，甚至“我”的前途都是微妙的，是不可一言说尽的，不像一般人那样黑白分明、正反两极。“我”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有点不明不白，呈现模糊性。“我”的出生的特殊性，决定了“我”的一生路途具有许多变数，作者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每一个可利用的场合都加以利用，着力发掘其文化内蕴，使“我”的人生道路一直曲曲弯弯，每到临界点又返回来，从来没有坦直过。正是从这里看到作者心思的缜密，写作时思想的高度集中，写作技巧的成熟。
小说第四章有一段描写：
惠儿？兰菊家的闺女？
我说是的，干娘，我想回来看看庄子里的干娘和天胜哥，可是他到哪里去了呢？天胜娘呵呵呵地哭了，听上去和笑没甚区别，她说世事不古啊，你爹把俺天胜的爹带走下落不明，俺天胜出去打工三年没个踪迹，庄里人出去找也没个音讯，梨花庄地气坏了惠儿啊惠儿，你爹害了一庄的男人，他自己还好好地活在世上，他当官当得安稳么他
我说，这不是我爹的错，这是战争的错呀干娘，难道我爹不带走，他们就会幸免一死吗？
呸！天胜娘唾了我一口就挥起拐杖打我，说不要甜哥哥，蜜姐姐地叫我干娘！你这小蛇精，你只保佑你爹回来，你葬送了三十四个干爹的性命还有一个下落不明，你心眼窄巴的过不去一根针一条线呀惠儿
我泪眼朦胧地望着天胜娘，这一切言语在茫然而怀疑中进行了半个多世纪，可我怎能抗拒战争的残酷性？是的，我也奇怪，爹爹身经百战，身体连弹片都没有挂过一星半点，这难道是我身上的精灵在冥冥中的偏私？
这段话在整部小说中是很普通的，但它有丰富的潜台词。这是在“我”死后多年“我”的灵魂跟活着的天胜娘对话。作者站在全知的角度，它凝缩了整部小说的内容，它预示了小说后边的发展，它也隐含了小说所要表现的主题。小说以大篇幅叙述“我”生前这个村子、“我”和“我”周围人... -->>
董大中
在我多年读过的小说中，我比较满意的，阅读过程中能够始终抓住我的心、不断获得新的感受不断发出惊叹的，除去那些经典作品以外，陈亚珍的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是不可多得的一部。我说到高长虹的作品时，曾经用“好的不一定是有名的，有名的不一定是好的”概括我的感受。陈亚珍的这部小说也属于这一类。是的，它可能不是“著名作品”但它够得上杰出，在我看来，杰出远比“著名”更有价值，应该在更高一个层次。
这是一部有深刻思想的作品，而且触及了人性，触及人类生活的一些极为隐蔽的领域。如果在别的国家，这样的作品可能会引起很大轰动。作品的价值有时候不能由作品本身决定，而是由别的因素决定的，在我们国家尤其如此。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杰出的不一定是著名的，一些人著名，不是来自作品本身的价值，而是来自于炒作。书还没有出版，就通过媒体说此书如何好，其稿子在竞拍中卖了多么大的高价，出版方是如何防止盗版，等等。本来，一部作品价值如何，只能等那作品出版后受人们检验，在出版之前就这样大炒特炒，那绝对不能认为是正当的。这本书已经出版。它不是以故事取胜，它的长处在于描写的细致，特别是深入到人性的深处，从多方面解剖，从多角度表现，这是真正纯粹的精致的文学作品；这本书具有很强的哲理性，从普通人的人生观、处世观到传统伦理道德，都写到了，阅读过程更需要思索。我相信，好的作品最终是会被人们认识的，接受的，传诵的。这本书已经离开了作者而成为独立存在，成为社会公共产品，现在是读者对它进行鉴别、鉴赏和品评的时候了。
把人性“晒”在太阳底下显出真面目
在我读过的小说中，很少有像本书这样，对人性做如此深刻、如此全面的揭示，对人性之卑劣做如此不留情面、深入骨髓的批判。鲁迅批判了国民麻木、守旧、得过且过等等的劣根性，但鲁迅的小说几乎都是短篇，篇幅有限，所写人物单纯、故事集中，往往只有一时一事，在人性的表现上存在诸多困难。这部小说不同，它所展现的宏大的叙事规模，为作者尽情地表现她所憎恶的人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她对那一段生活的熟悉又使她的描写具有强烈的真实性和生动性。最近人们常常用“晒”字表现“展现”、“亮出来”一类意思。这部小说就是把人性“晒”在太阳底下，让各种各样的人性曝光，主要是让各种丑恶的人性曝光。作者是站在比较高的角度，观察和要求她所描写的人性的。我初次读到这部小说的时候，曾跟作者就人性问题有过讨论。我对“文革”中看到的人性之恶感到厌恶，对新时期另一种人性之恶同样没有好感。但我认为，这都是暂时的，过一段时间会好起来，人类社会最终会走向大同世界的美好境界。我之所以写走向大同（笔者人类三部曲之三，即将在海外出版）这本书，就是要表达我这个认识。但陈亚珍似乎不这样看。我感到，作者对她看到的人性之恶有切肤之痛，她似乎是为着鞭挞、指斥人性之恶而写这本书的，揭发人性之恶是她的目的。
这里说的人性，不是指人的自然属性，而是社会属性。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里说的人性，就全部在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也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人性才有美丑的区分。离开了社会关系，无所谓人性的美丑。
爹把三十多个青年带出去参加抗日队伍，不仅是第一部的核心事件，也是全书的核心事件，此后故事的发展都由此而来。书中最早的人性爆发，就集中在这件事上。按说，这是民族解放的大事，是保家卫国的正义举动，本应该受到人们的充分肯定。可是讲究实际的老百姓并不从这个方面去看，他们是从切身利益出发的。他们看到、感到的，是自己家里的顶梁柱出去了，指靠不上，给她们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在他们看来，要不是爹举起抗日的大旗，不是爹带领乡亲们跟鬼子斗，鬼子不会来村子里杀人放火。尤其使那些“军属们”感到无法理解的是，他们自己的亲人被打死了，他们收到的是令人心碎欲裂的“死亡通知书”“军属”变成了“烈属”而带走自己亲人的爹不仅没有死，反而升了官，获得了荣耀。“我”的处境、全家人的处境也跟这件事密切相关，有翻白眼的，有背后指着骂的，各种人性不一而足。也不是一直如此，随着事件的发展，或者说随着各种正反不同消息的到来，人性会跟着变化。曾经生气的变得亲热起来，曾经亲如一家的忽然成了仇人，骂个不已。只有大伯能够正确理解。大伯是个最老实的农民，是种地好把式，但是论见识，论胸怀，论应变能力，他都是首屈一指的，在这个家庭，在这个村子，他都像擎天大柱。
这部小说所揭示的人性，互相之间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同一个人，既有在通常情况下的表现，也有在特殊情况下的表现，既有好的时候，也有不好的时候，都跟时代密切相连。特殊的社会环境，会造成特殊的人性，会把好的人性变坏，也会使坏的人性偶然间释放出一缕光辉。最能扭曲人性的是文化大革命。那是个无是非、无美丑、无正反的“三无”时代，一切以个人利害，以如何保命、生存为第一考量的时代。人为了自己能够生存下去，不惜千方百计地污蔑他人，糟践他人，陷害他人。只有把他人抹黑，才显得自己正确、光荣，就是那个时代的哲学，绝大多数人都在实践着这种哲学。小说写道：“生活本来就是这样——你死我活。只不过有的人奉行这样的规则却不愿承认。或者原本就生活在理想中，理想一旦破灭就活不下去了比如你。人不能认命，人只能挣命，我当时与你争父亲，争母亲，争男人，那是因为我不足，因为生存的需要，如果是现在，你双手奉送我都不稀罕。我信奉巴尔扎克这样一句话：‘宁肯做坏蛋，不要做傻瓜，因为坏蛋有足够的能力吃人，而傻瓜只配被人吃’。”作者这样痛斥丑恶的人性：“我看到世界被世故、虚假、谎言、投机所充塞，看到人世间布满市侩气不能不对你的话语产生怀疑。我的悲哀就是因为真诚与真实，把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个称号奉行得过分虔诚，看得神圣而不可玷污。可这一切都欺骗了我。一切机构都不过是命令你跪下，张着血口吃人！有多少人打着公正、公平的名义做着不名誉的勾当人心都枯朽了，在欲望的驱使下，都把正常的性情滤干了。爱没有了，恨没有了，剩下的只是冷。我就是想不停地提醒人类这种冷酷与残暴，这种破坏人类生存情感的毒素”“世间为甚那么容易原谅一个恶人的劣迹，却对善者一再扭曲呢？大妹说，这就是活着的复杂性，世间最可怕的不是凶狠而是虚伪，它足以让世界混淆了是非的标准。世上有无数的阴谋在活动，它们侵犯的往往是正直善良的心灵。”类似这样的批判性叙述，小说中随处可见，它针砭时弊，充满哲理和智慧，是作者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
玉米是“文革”中丑恶人性的一个典型。玉米这个名字的由来就是一个故事：她的父亲要到抗日前线去打仗，走前跟母亲在玉米地里做ài，产下了她，她便有了这么个极富特色的名字。玉米和“我”是隔墙邻居，两家相处甚好，三叔、大伯经常帮助玉米家做气力活，不分彼此。后来，她到县城读书，又受到“父亲”——就是仇二狗——的特殊关爱，从此她走上了跟过去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玉米一向有心机，用巧计赶走后爹，用巧计讨好“我”的父亲仇二狗，用巧计夺取荣耀，用巧计把“我”赶出学校，用巧计把悔婚的罪名安在“我”身上。直到文化大革命到来，她的投机钻营得到了充分繁殖的土殖。不仅当上了造反总司令，而且把以前的一切翻了个个儿。她到处传播兰菊——即娘——的那个“不贞”又编造爹在朝鲜战场上杀死自己同伴的罪行，使爹成了历史反革命，她把爹在病时对友人说的一句话上纲到现行反革命，使爹真正堕入地狱，几乎被整死。对“我”这个从小生活在一起的同伴，更是极尽颠倒黑白、造谣诬陷之能事。在玉米的拨弄下“我”做什么也错而她说什么都对。“玉米可以利用爹的名誉抬高自己，可以用烈士子女的光环照耀自己，使自己的身价陡增。可我不敢公开我与爹的关系，因了娘的历史可是，现实又多么需要爹这个护身符啊。所有的人听到爹的名字都俯仰不已，可我有了这样体面的爹却不能享受。”这种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每一件事都正确，每一句话都是真理。“咬死你让我活下去，拥有世界的一切”就是她的处世哲学。她是市侩型人物的一个代表。
属于这一类型的还有爹曾经信任有加、在爹的安排下做了“我”的丈夫的张世聪等人。娘在大饥荒中收留的另两个烈士遗孤，跟玉米一样，后来都成了斗争娘最无情、最残酷的打手，更说明了这种人性的时代特征。过去许多学者都说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人们之间的乡情、友情，无论是直接的间接的，远比法律、制度更具有粘合剂的作用，人们就是在这多种“情”的作用下，举办各种活动，解决各种棘手的问题。可是这一点，在作者所描写的时代，顿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在“革命的名义”下，是为着“革命的需要”而搞着种种非法活动。这种新的人际关系法则“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顶点。大革文化命，使整个社会价值系统发生了混乱和倒转，人性之恶可恶（wu），评判人性好恶（wu）的人性，更可恶（wu）。
中国古人说到人性时，有君子跟小人之分。荀子说：“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丑，不能亦丑。君子能则宽容易直以开道（导）人，不能则恭敬繜绌以畏事人；小人能则倨傲僻违以骄溢人，不能则妒忌怨诽以倾覆人是君子、小人之分也。”玉米等人本是小人，但她们却“能亦好，不能亦好”而被他们打倒的人则“能亦丑，不能亦丑”事物就是这样颠倒！孟子说到“非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玉米等人就是“无恻隐之心”、“无羞恶之心”、“无辞让之心”、“无是非之心”的人，他们成了“非人”成了禽兽。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说，她们使人性发生了异化。这是那个畸形时代培养的畸形的人。作者用人性发生异化，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把小人的丑态一一亮出，让其毕现，从而表现出时代的本质。
深入人的内心，多侧面、多层次表现，曲尽其妙
我读这部小说印象最深的，不是事件，也不完全是人性之恶，而是作者所写“我”的内心世界的丰富和多彩。如果用一个词修饰，就是曲尽其妙。“我”的出身、“我”在家庭的地位、“我”和其他人物的关系，甚至“我”的前途都是微妙的，是不可一言说尽的，不像一般人那样黑白分明、正反两极。“我”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有点不明不白，呈现模糊性。“我”的出生的特殊性，决定了“我”的一生路途具有许多变数，作者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每一个可利用的场合都加以利用，着力发掘其文化内蕴，使“我”的人生道路一直曲曲弯弯，每到临界点又返回来，从来没有坦直过。正是从这里看到作者心思的缜密，写作时思想的高度集中，写作技巧的成熟。
小说第四章有一段描写：
惠儿？兰菊家的闺女？
我说是的，干娘，我想回来看看庄子里的干娘和天胜哥，可是他到哪里去了呢？天胜娘呵呵呵地哭了，听上去和笑没甚区别，她说世事不古啊，你爹把俺天胜的爹带走下落不明，俺天胜出去打工三年没个踪迹，庄里人出去找也没个音讯，梨花庄地气坏了惠儿啊惠儿，你爹害了一庄的男人，他自己还好好地活在世上，他当官当得安稳么他
我说，这不是我爹的错，这是战争的错呀干娘，难道我爹不带走，他们就会幸免一死吗？
呸！天胜娘唾了我一口就挥起拐杖打我，说不要甜哥哥，蜜姐姐地叫我干娘！你这小蛇精，你只保佑你爹回来，你葬送了三十四个干爹的性命还有一个下落不明，你心眼窄巴的过不去一根针一条线呀惠儿
我泪眼朦胧地望着天胜娘，这一切言语在茫然而怀疑中进行了半个多世纪，可我怎能抗拒战争的残酷性？是的，我也奇怪，爹爹身经百战，身体连弹片都没有挂过一星半点，这难道是我身上的精灵在冥冥中的偏私？
这段话在整部小说中是很普通的，但它有丰富的潜台词。这是在“我”死后多年“我”的灵魂跟活着的天胜娘对话。作者站在全知的角度，它凝缩了整部小说的内容，它预示了小说后边的发展，它也隐含了小说所要表现的主题。小说以大篇幅叙述“我”生前这个村子、“我”和“我”周围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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