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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了很大功夫才说服母亲把一百块钱收起来，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夺眶而出。
三天时间的小长假转眼就过去了，临出门检查行李的时候，我翻看钱包，发现里面赫然躺着三张一百块。我毫不犹豫地抽出来，放进母亲手里。她错愕片刻，马上塞回我的口袋，温和地对我说：“我有钱花，过年、五月初五、七月十四、八月十五和我好日头的时候你哥哥姐姐寄回来的钱都还没花呢。你留着，在城市，喝水都是要钱的，不比我在农村。况且，你”
我连忙打住她的话，我知道，她将要说的是：“况且，你还没谈女朋友，需要花钱。”自打两个哥哥、三个姐姐都成了家，我的“个人问题”就成了母亲的一块心病。我大学一毕业，她就开始念叨这个，四年来，这个话题在她嘴里不知咀嚼了多少遍，每次回家或者在电话里，她总少不了这一句。行动上，她不但密切关注、经常打探我在柳州的“动态”还在农村老家不断地托请三姑六婆帮我张罗着相亲事宜，甚至在我毕业的第二年，找“徐半仙”帮我算了命。据说“徐半仙”早年间得高人指点，又有“西南太灵虚皇天尊”灵魂附体，测字算命、卜卦看相、驱魔捉鬼都很有一套，在附近农村颇有名气。本次他受人钱财，替人消灾，察言观色之下，算得头头是道：“寅午戌见卯，申子辰见酉，巳酉丑见午，亥卯未见子啊呀！这是大富大贵之命相啊，此人最近命犯桃花，妻星已现，就算现在没有女朋友，明年肯定结婚。”母亲一听，自个儿心里先乐开了花，算命钱自然是给得大方。可偏偏这一次“徐半仙”不灵了，如今都是“明年”的明年的年底了，母亲期盼的结果却没任何眉目。用我的话说就是：“丈母娘还没出生呢”其实，感情这个东西是很微妙的，婚嫁问题，终身大事，岂能急于一时？
“妈，看你瘦成这个样子，你拿着，见天买点瘦肉、骨头炖汤喝。”母亲确实太瘦了，脸皮就像风干了的柚子皮，上面布满了刀刻一般的皱纹，一笑起来，眼角的纹路像两把打开的扇子。双颊深陷，两边腮帮往里凹陷，差不多要贴到一块了。黄白相间的头发，稀疏而干枯，没有一点儿油性。一双手，皱纹是那么多，那么深，就同山坳里挖出的老树根一样，每一根指头都伸不直，里外都是茧皮，整个看就像用树枝做成的小耙子。这是她历尽风霜，饱尝艰辛的见证。
母亲这一辈子，历尽人世苦楚，饱尝岁月沧桑，活得很艰难，很坚强。我外公是国民党时期在岭南一带名震一时的医生，妙手回春的医术、救死扶伤的医德为他积累了富甲一方的财富。但战乱中他被暴民劫持，惊吓过度，过早辞世，那年我母亲才7岁。外婆领着母亲和两个妹妹过着清苦的日子。母亲初中毕业后不久，经人介绍，与父亲认识，并很快就结了婚。那时父亲是一个中学的老师，按理说，能过上比较好的日子。但在“三年灾害”期间，我爷爷因食不果腹，身患水肿，在全家债台高筑之后，不治而终。一时间，偿还高额债务和养活一家八口口的重担全部落在父亲身上，他那点微薄的工资仅能维持全家吃粥的水平。更可怕的是，随着“文革”的来临，境况进一步恶化，父亲被扣上了“臭老九”的帽子。为了躲避一连串的群众运动，母亲连夜把他推上车，叫他远走海南。从此，母亲除了要出勤生产队的劳动挣工分，还要起早贪黑地上山砍柴，下地种菜，伺候一家老小的吃喝拉撒。而每天唯一能进到肚子的就是两碗能照得见人影的糊糊稀饭。这位曾经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地主女”曾经受人尊敬的教师夫人，已经被磨练成任劳任怨的地道农村妇女。曾经的少女情怀变成了对儿女的哺育拉扯；曾经的青春梦想变成了对家庭的责任；曾经的风花雪月变成了日复一日的披星戴月，十多年的寒来暑往，就连偶尔想念一下丈夫的空闲都抽不出来。
好不容易熬到1980年，我的家乡，地处岭南深山老林的最贫苦、最落后的农村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日子总算有了盼头。虽然分了家，虽然我刚出生，二哥也还小，但大哥和三个姐姐都已经长大，能帮母亲分担不少体力活了。此后的十多年时间，我们家耕耘着3亩6分地，养着一群黄牛。父亲凭着在海南“放野马”期间学会的一些技术，先后当过水库设计员、电站施工员、发电工人员等，挣着家用补贴，母亲在家管理农耕，哥哥姐姐们，该上学的上学，该劳作的劳作，相安无事。一段时间，我家还承包了生产队的农场。春天采茶，夏来摘果，秋收茶籽，冬日护理，日子倒也过的非常充实。母亲治家有方，一家省吃俭用，虽然比不上村上的有钱人，但在我6岁的时候，全家搬进了红砖高檐的大瓦房。随着几个儿女相继成家，孙子、孙女、外孙们陆续降生，母亲的烦心事越来越少，身体也越来越好，五十来岁的她，儿孙满堂，有了微微的富态。
1995年，镇政府搞起了“四级公路村村通”工程，一时间，推土机、挖掘机开进平静的小山村，开山掘土，机器轰鸣，热闹非凡。数月时间，一条崭新宽阔的黄土路直通小村子的尽头。“要致富，先修路”这本来是件皆大欢喜的事情。可是村上姓龙的恶霸，以修路毁坏了他的农田，但新路不直通他家门口为由，要强行在另一个方向的一排农田中间挖出一条路，方便他一家子出入。而收受了他好处费的村支书等村干部，对无助的农民们的反映熟视无睹，对善良的乡亲们的哀求无动于衷，放任恶霸胡作非为。眼看数亩农田就要毁于一旦，其中有一块就是我家的责任田。最后大家一合计，不依靠腐败的村干部，直接在那里盖上楼房，断绝歹人的非分之念。大家说干就干，齐心协力，很快就取得了土地所的批准。
别人家都财大气粗，请来施工队，包工包料，根本不用主人家操心。我家本来就是勒着裤带过紧日子，盖新楼房自然是比登天还难的事。而且当时大哥大嫂都到广东打工去了，三位姐姐已经全部出嫁，二哥正在读大学，我在读初中。建楼房的事情全靠两位老人家在忙活。为了货比三家，一分钱能掰成两半花，父亲日夜奔波在外联系钢筋、水泥、火砖等建筑材料。母亲一人在家打理农活、家务和建房。为了多省下一分钱，减轻父亲的负担，母亲一有空就下河捞沙子、上山捡石头或者和工仔们一起挑火砖、扛水泥，晚上还要到工地守夜防贼。两年多的时间，两层楼房终于建起来了，母亲的富态却不复存在，整个人已经瘦得落了形。
如今，我已大学毕业，父母的负担已大为减轻，但十几年了，母亲依然那么瘦，能看得出来的变化就是头发越来越稀，白头发越来越多，皱纹越来越深，脸色越来越黄，个子越来越小。毕业已经四年多了，我又为报答母亲而做了些什么呢？只有每次回家或在电话中重复着的那句话：“妈，你看你瘦成这个样子，要经常买点瘦肉、骨头炖汤喝”可是，我给过钱给她买瘦肉、骨头吗？给过。不谦虚地说，我的思想还是比较孝顺的，大学毕业，我之所以离开那座我很喜欢的，发达的、美丽的港口城市，不远千里地回到这座三类城市，就是考虑到父母年迈，我离家近一点，可以在过年过节、五一、国庆或者父母生日的时候能回家陪陪老人家。但我越来越发现，这种想法的动机是好，结果却适得其反：四年了，除了每年过年的时候能回趟家待上几天，平时很少能抽得出空，更没在家陪老人家过过一个生日；而且细算起来，根本没给过母亲一分钱。
记得毕业的第一年，新到单位“另立门户”“百废待兴”锅碗瓢盆、被铺蚊帐、一衣一物、一针一线都要买新的，所以每月都是举债度日；辛辛苦苦干了半年，到年底，拿到1000块钱年终奖一下子就全都“飞”进了同事们的口袋。但我还是要感谢他们，虽然他们手头都不宽裕，但他们在我举目无亲、没米下锅的时候，有求必应，百把八十地接济我。当然这些是不能让母亲知道的，更不能向母亲哭穷，跟母亲要钱花。最后，我还是千方百计地留下了几百块，揣在最里层衣服的口袋，带回家过年。在除夕之夜，给父母一人给了200块。母亲一再推让，但在我的坚持之下，还是收下了。看着二老脸上绽开幸福的笑容，我也颇有几分“雏既壮而能飞兮，乃衔食而反哺”的豪壮。
大年初二，天气晴好。一大早，母亲就叫我跟她一起去舅舅家拜年，这是母亲每年过年必走的一道程序。严格来说，舅舅并不是母亲的亲兄弟。外公膝下无子，在战乱中撇下外婆和三个女儿就撒手西去，我母亲，他的大女儿，那年才7岁。母亲三姐妹都是吃舅舅家的米长大的，舅舅不但把她们视至亲，而且疼爱... -->>
费了很大功夫才说服母亲把一百块钱收起来，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夺眶而出。
三天时间的小长假转眼就过去了，临出门检查行李的时候，我翻看钱包，发现里面赫然躺着三张一百块。我毫不犹豫地抽出来，放进母亲手里。她错愕片刻，马上塞回我的口袋，温和地对我说：“我有钱花，过年、五月初五、七月十四、八月十五和我好日头的时候你哥哥姐姐寄回来的钱都还没花呢。你留着，在城市，喝水都是要钱的，不比我在农村。况且，你”
我连忙打住她的话，我知道，她将要说的是：“况且，你还没谈女朋友，需要花钱。”自打两个哥哥、三个姐姐都成了家，我的“个人问题”就成了母亲的一块心病。我大学一毕业，她就开始念叨这个，四年来，这个话题在她嘴里不知咀嚼了多少遍，每次回家或者在电话里，她总少不了这一句。行动上，她不但密切关注、经常打探我在柳州的“动态”还在农村老家不断地托请三姑六婆帮我张罗着相亲事宜，甚至在我毕业的第二年，找“徐半仙”帮我算了命。据说“徐半仙”早年间得高人指点，又有“西南太灵虚皇天尊”灵魂附体，测字算命、卜卦看相、驱魔捉鬼都很有一套，在附近农村颇有名气。本次他受人钱财，替人消灾，察言观色之下，算得头头是道：“寅午戌见卯，申子辰见酉，巳酉丑见午，亥卯未见子啊呀！这是大富大贵之命相啊，此人最近命犯桃花，妻星已现，就算现在没有女朋友，明年肯定结婚。”母亲一听，自个儿心里先乐开了花，算命钱自然是给得大方。可偏偏这一次“徐半仙”不灵了，如今都是“明年”的明年的年底了，母亲期盼的结果却没任何眉目。用我的话说就是：“丈母娘还没出生呢”其实，感情这个东西是很微妙的，婚嫁问题，终身大事，岂能急于一时？
“妈，看你瘦成这个样子，你拿着，见天买点瘦肉、骨头炖汤喝。”母亲确实太瘦了，脸皮就像风干了的柚子皮，上面布满了刀刻一般的皱纹，一笑起来，眼角的纹路像两把打开的扇子。双颊深陷，两边腮帮往里凹陷，差不多要贴到一块了。黄白相间的头发，稀疏而干枯，没有一点儿油性。一双手，皱纹是那么多，那么深，就同山坳里挖出的老树根一样，每一根指头都伸不直，里外都是茧皮，整个看就像用树枝做成的小耙子。这是她历尽风霜，饱尝艰辛的见证。
母亲这一辈子，历尽人世苦楚，饱尝岁月沧桑，活得很艰难，很坚强。我外公是国民党时期在岭南一带名震一时的医生，妙手回春的医术、救死扶伤的医德为他积累了富甲一方的财富。但战乱中他被暴民劫持，惊吓过度，过早辞世，那年我母亲才7岁。外婆领着母亲和两个妹妹过着清苦的日子。母亲初中毕业后不久，经人介绍，与父亲认识，并很快就结了婚。那时父亲是一个中学的老师，按理说，能过上比较好的日子。但在“三年灾害”期间，我爷爷因食不果腹，身患水肿，在全家债台高筑之后，不治而终。一时间，偿还高额债务和养活一家八口口的重担全部落在父亲身上，他那点微薄的工资仅能维持全家吃粥的水平。更可怕的是，随着“文革”的来临，境况进一步恶化，父亲被扣上了“臭老九”的帽子。为了躲避一连串的群众运动，母亲连夜把他推上车，叫他远走海南。从此，母亲除了要出勤生产队的劳动挣工分，还要起早贪黑地上山砍柴，下地种菜，伺候一家老小的吃喝拉撒。而每天唯一能进到肚子的就是两碗能照得见人影的糊糊稀饭。这位曾经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地主女”曾经受人尊敬的教师夫人，已经被磨练成任劳任怨的地道农村妇女。曾经的少女情怀变成了对儿女的哺育拉扯；曾经的青春梦想变成了对家庭的责任；曾经的风花雪月变成了日复一日的披星戴月，十多年的寒来暑往，就连偶尔想念一下丈夫的空闲都抽不出来。
好不容易熬到1980年，我的家乡，地处岭南深山老林的最贫苦、最落后的农村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日子总算有了盼头。虽然分了家，虽然我刚出生，二哥也还小，但大哥和三个姐姐都已经长大，能帮母亲分担不少体力活了。此后的十多年时间，我们家耕耘着3亩6分地，养着一群黄牛。父亲凭着在海南“放野马”期间学会的一些技术，先后当过水库设计员、电站施工员、发电工人员等，挣着家用补贴，母亲在家管理农耕，哥哥姐姐们，该上学的上学，该劳作的劳作，相安无事。一段时间，我家还承包了生产队的农场。春天采茶，夏来摘果，秋收茶籽，冬日护理，日子倒也过的非常充实。母亲治家有方，一家省吃俭用，虽然比不上村上的有钱人，但在我6岁的时候，全家搬进了红砖高檐的大瓦房。随着几个儿女相继成家，孙子、孙女、外孙们陆续降生，母亲的烦心事越来越少，身体也越来越好，五十来岁的她，儿孙满堂，有了微微的富态。
1995年，镇政府搞起了“四级公路村村通”工程，一时间，推土机、挖掘机开进平静的小山村，开山掘土，机器轰鸣，热闹非凡。数月时间，一条崭新宽阔的黄土路直通小村子的尽头。“要致富，先修路”这本来是件皆大欢喜的事情。可是村上姓龙的恶霸，以修路毁坏了他的农田，但新路不直通他家门口为由，要强行在另一个方向的一排农田中间挖出一条路，方便他一家子出入。而收受了他好处费的村支书等村干部，对无助的农民们的反映熟视无睹，对善良的乡亲们的哀求无动于衷，放任恶霸胡作非为。眼看数亩农田就要毁于一旦，其中有一块就是我家的责任田。最后大家一合计，不依靠腐败的村干部，直接在那里盖上楼房，断绝歹人的非分之念。大家说干就干，齐心协力，很快就取得了土地所的批准。
别人家都财大气粗，请来施工队，包工包料，根本不用主人家操心。我家本来就是勒着裤带过紧日子，盖新楼房自然是比登天还难的事。而且当时大哥大嫂都到广东打工去了，三位姐姐已经全部出嫁，二哥正在读大学，我在读初中。建楼房的事情全靠两位老人家在忙活。为了货比三家，一分钱能掰成两半花，父亲日夜奔波在外联系钢筋、水泥、火砖等建筑材料。母亲一人在家打理农活、家务和建房。为了多省下一分钱，减轻父亲的负担，母亲一有空就下河捞沙子、上山捡石头或者和工仔们一起挑火砖、扛水泥，晚上还要到工地守夜防贼。两年多的时间，两层楼房终于建起来了，母亲的富态却不复存在，整个人已经瘦得落了形。
如今，我已大学毕业，父母的负担已大为减轻，但十几年了，母亲依然那么瘦，能看得出来的变化就是头发越来越稀，白头发越来越多，皱纹越来越深，脸色越来越黄，个子越来越小。毕业已经四年多了，我又为报答母亲而做了些什么呢？只有每次回家或在电话中重复着的那句话：“妈，你看你瘦成这个样子，要经常买点瘦肉、骨头炖汤喝”可是，我给过钱给她买瘦肉、骨头吗？给过。不谦虚地说，我的思想还是比较孝顺的，大学毕业，我之所以离开那座我很喜欢的，发达的、美丽的港口城市，不远千里地回到这座三类城市，就是考虑到父母年迈，我离家近一点，可以在过年过节、五一、国庆或者父母生日的时候能回家陪陪老人家。但我越来越发现，这种想法的动机是好，结果却适得其反：四年了，除了每年过年的时候能回趟家待上几天，平时很少能抽得出空，更没在家陪老人家过过一个生日；而且细算起来，根本没给过母亲一分钱。
记得毕业的第一年，新到单位“另立门户”“百废待兴”锅碗瓢盆、被铺蚊帐、一衣一物、一针一线都要买新的，所以每月都是举债度日；辛辛苦苦干了半年，到年底，拿到1000块钱年终奖一下子就全都“飞”进了同事们的口袋。但我还是要感谢他们，虽然他们手头都不宽裕，但他们在我举目无亲、没米下锅的时候，有求必应，百把八十地接济我。当然这些是不能让母亲知道的，更不能向母亲哭穷，跟母亲要钱花。最后，我还是千方百计地留下了几百块，揣在最里层衣服的口袋，带回家过年。在除夕之夜，给父母一人给了200块。母亲一再推让，但在我的坚持之下，还是收下了。看着二老脸上绽开幸福的笑容，我也颇有几分“雏既壮而能飞兮，乃衔食而反哺”的豪壮。
大年初二，天气晴好。一大早，母亲就叫我跟她一起去舅舅家拜年，这是母亲每年过年必走的一道程序。严格来说，舅舅并不是母亲的亲兄弟。外公膝下无子，在战乱中撇下外婆和三个女儿就撒手西去，我母亲，他的大女儿，那年才7岁。母亲三姐妹都是吃舅舅家的米长大的，舅舅不但把她们视至亲，而且疼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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