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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中自有颜如玉
很多人都喜欢宋朝，比如金庸先生。
喜欢宋朝，不仅仅喜欢它的不杀文人，还应该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它是个普通人可以通过科举“高考”让自己“朝为牧田郎，暮登天子堂”拥妓纳妾，声色歌舞的朝代。
在它之前，五代乱世之中，武人耀武扬威；更之前的唐朝，重视门第，参政议政须得是门阀贵族。只有到了宋朝，文人的身份地位才得以空前高升。宋朝皇帝打压武士，推崇文人治政，更是舍得在士大夫文人身上花费银子（这一点，文章的后面再谈），让文人一边上朝议政一边拥妓纳妾、声色犬马地过着“幸福的生活”
或许，在温柔乡里沉浸得太惬意了，宋朝的文人士大夫们遂不思进取，忘记了廓清天下、收拾山河的责任。
这一点，罗大经在鹤林玉露说：“近时谢处厚诗云：‘谁把杭州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余谓此词虽牵动长江之愁，然卒为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于荷艳桂香，妆点湖山之清丽，使士夫流连于歌舞嘻游之乐，遂忘中原，是则深可恨耳！”
说的是柳三变的望海潮。因为柳永在词里描写了富裕繁华的江南，而引起金人完颜亮对宋朝的觊觎。“此词流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当然，把国家的兴旺归结于一首诗词，这未免也太荒唐了一些。
但是，他说的“士夫流连于歌舞嘻游之乐，遂忘中原”醉生梦死，也却是不争事实。
相传为北宋汪洙所作的神童诗，开头几句这样写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满朝朱紫衣，皆是读书人。”的确如此，无论从物质还是精神意义上来说，宋朝都堪称文人士大夫如鱼得水的时代。他们多出身于庶族地主阶级寒素之家，全凭个人奋斗才突破逆境，跻身于统治集团成员之列。在这批人之中，固然出现了像王禹偁，范仲淹，王安石，寇准这样的忧国忧民的文人相臣，但更多的是醉生梦死之辈。
以宋庠宋祁兄弟的事迹为例。据说，宋氏兄弟“就学安陆，居贫。冬至，召同人饮，元宪（庠）谓客曰：‘至节无以为具，独有先人剑鞘上裹银得一两粗以办节。’（祁）乃笑曰：‘冬至吃剑鞘，年节当吃剑耳’。（王得臣尘史）这是一段把祖传的宝剑剑鞘上的裹银拿去换酒过节的故事。这时候他们的这种贫困不能移的执着和洒脱，着实让人感动。
可是，一旦荣登天子堂，有了功名后，他们又如何呢？来看看钱世昭钱氏私志中的记载：“宋庠居政府，上元节至书院内读周易，闻其弟学士祁点华灯拥歌妓醉饮达旦。翌日谕所亲令诮让云：‘相公寄语学士：闻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记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学内吃齑煮饭时否？’学士笑曰：‘却寄语相公：不知某年同在某处州学吃齑煮饭是为甚底？’”
一语道破，原来一俟功成名就，自然首要满足的是口腹声色之欲，而当年的苦读当年的吃齑饭（一种煮的很烂的菜粥），也为的是这个。不过，这话也着实是实在的很。
又是一则小宋的故事：“宋子京（祁）多内宠，后庭曳罗绮者甚众。尝宴于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诸婢各送一枚。凡十余枚至。子京视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归。”（东轩笔录）“宋子京晚年知成都，带唐书于本任刊修。每宴罢，开寝门，垂帘燃二椽烛，媵婢夹侍，和墨伸纸远近皆知为尚书修唐书，望之如神仙焉。”（同上）
每读到上面的这些小故事，总给人一种荒唐的感觉。这修史写书，竟然要美人簇拥方可。不过这个小宋也算是个怜香惜玉之人，他为了不让十余个“内宠”（婢妾）对自己产生厚此薄彼之感，竟然不穿她们给自己拿来的“半臂”（马甲）而忍受着寒冷。
这种“红袖添香夜读书”却一致得到当时文人们的称赞认同，说明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如此。就是苏轼，不也是纳了几房小妾么。那著名的王朝云，被苏轼从妓院里领回家的时候，也不过是个13岁的小女孩，年龄比他的长子苏迈还小好在苏轼如现在人们所赞誉的，是个风流不下流的大才子。
还是宋祁，他曾在那首有名的玉楼春的词中这样写道：“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这种“浮生长恨欢娱少”的末世之叹，并非宋祁一人的心态，而是宋朝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病结。如时任宰相的晏殊在他的词里写道：“萧娘劝我金卮，殷勤更唱新词。暮去朝来即老，人生不饮何为？”“萧娘敛尽双娥翠，回香袂，今朝有酒今朝醉。”这种惋惜时光，年华飞逝，追求享受现实的现象，其实是与当时宋王朝的国运相对应的。虽然在宋朝的早期和中期，也曾出现了如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等这样关心民生的士子文人，但是整个社会都蔓延着这种来日无多的悲观情绪。而宋朝廷的历代帝王为了巩固其自身的统治，又刻意制造出一种安逸奢侈，享乐成风的社会氛围。而文人也不例外，而作为这个社会的精英人物，其行为不可避免地成为整个社会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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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中自有颜如玉
很多人都喜欢宋朝，比如金庸先生。
喜欢宋朝，不仅仅喜欢它的不杀文人，还应该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它是个普通人可以通过科举“高考”让自己“朝为牧田郎，暮登天子堂”拥妓纳妾，声色歌舞的朝代。
在它之前，五代乱世之中，武人耀武扬威；更之前的唐朝，重视门第，参政议政须得是门阀贵族。只有到了宋朝，文人的身份地位才得以空前高升。宋朝皇帝打压武士，推崇文人治政，更是舍得在士大夫文人身上花费银子（这一点，文章的后面再谈），让文人一边上朝议政一边拥妓纳妾、声色犬马地过着“幸福的生活”
或许，在温柔乡里沉浸得太惬意了，宋朝的文人士大夫们遂不思进取，忘记了廓清天下、收拾山河的责任。
这一点，罗大经在鹤林玉露说：“近时谢处厚诗云：‘谁把杭州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余谓此词虽牵动长江之愁，然卒为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于荷艳桂香，妆点湖山之清丽，使士夫流连于歌舞嘻游之乐，遂忘中原，是则深可恨耳！”
说的是柳三变的望海潮。因为柳永在词里描写了富裕繁华的江南，而引起金人完颜亮对宋朝的觊觎。“此词流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当然，把国家的兴旺归结于一首诗词，这未免也太荒唐了一些。
但是，他说的“士夫流连于歌舞嘻游之乐，遂忘中原”醉生梦死，也却是不争事实。
相传为北宋汪洙所作的神童诗，开头几句这样写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满朝朱紫衣，皆是读书人。”的确如此，无论从物质还是精神意义上来说，宋朝都堪称文人士大夫如鱼得水的时代。他们多出身于庶族地主阶级寒素之家，全凭个人奋斗才突破逆境，跻身于统治集团成员之列。在这批人之中，固然出现了像王禹偁，范仲淹，王安石，寇准这样的忧国忧民的文人相臣，但更多的是醉生梦死之辈。
以宋庠宋祁兄弟的事迹为例。据说，宋氏兄弟“就学安陆，居贫。冬至，召同人饮，元宪（庠）谓客曰：‘至节无以为具，独有先人剑鞘上裹银得一两粗以办节。’（祁）乃笑曰：‘冬至吃剑鞘，年节当吃剑耳’。（王得臣尘史）这是一段把祖传的宝剑剑鞘上的裹银拿去换酒过节的故事。这时候他们的这种贫困不能移的执着和洒脱，着实让人感动。
可是，一旦荣登天子堂，有了功名后，他们又如何呢？来看看钱世昭钱氏私志中的记载：“宋庠居政府，上元节至书院内读周易，闻其弟学士祁点华灯拥歌妓醉饮达旦。翌日谕所亲令诮让云：‘相公寄语学士：闻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记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学内吃齑煮饭时否？’学士笑曰：‘却寄语相公：不知某年同在某处州学吃齑煮饭是为甚底？’”
一语道破，原来一俟功成名就，自然首要满足的是口腹声色之欲，而当年的苦读当年的吃齑饭（一种煮的很烂的菜粥），也为的是这个。不过，这话也着实是实在的很。
又是一则小宋的故事：“宋子京（祁）多内宠，后庭曳罗绮者甚众。尝宴于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诸婢各送一枚。凡十余枚至。子京视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归。”（东轩笔录）“宋子京晚年知成都，带唐书于本任刊修。每宴罢，开寝门，垂帘燃二椽烛，媵婢夹侍，和墨伸纸远近皆知为尚书修唐书，望之如神仙焉。”（同上）
每读到上面的这些小故事，总给人一种荒唐的感觉。这修史写书，竟然要美人簇拥方可。不过这个小宋也算是个怜香惜玉之人，他为了不让十余个“内宠”（婢妾）对自己产生厚此薄彼之感，竟然不穿她们给自己拿来的“半臂”（马甲）而忍受着寒冷。
这种“红袖添香夜读书”却一致得到当时文人们的称赞认同，说明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如此。就是苏轼，不也是纳了几房小妾么。那著名的王朝云，被苏轼从妓院里领回家的时候，也不过是个13岁的小女孩，年龄比他的长子苏迈还小好在苏轼如现在人们所赞誉的，是个风流不下流的大才子。
还是宋祁，他曾在那首有名的玉楼春的词中这样写道：“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这种“浮生长恨欢娱少”的末世之叹，并非宋祁一人的心态，而是宋朝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病结。如时任宰相的晏殊在他的词里写道：“萧娘劝我金卮，殷勤更唱新词。暮去朝来即老，人生不饮何为？”“萧娘敛尽双娥翠，回香袂，今朝有酒今朝醉。”这种惋惜时光，年华飞逝，追求享受现实的现象，其实是与当时宋王朝的国运相对应的。虽然在宋朝的早期和中期，也曾出现了如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等这样关心民生的士子文人，但是整个社会都蔓延着这种来日无多的悲观情绪。而宋朝廷的历代帝王为了巩固其自身的统治，又刻意制造出一种安逸奢侈，享乐成风的社会氛围。而文人也不例外，而作为这个社会的精英人物，其行为不可避免地成为整个社会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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