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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女作家席慕蓉曾说过，人生总是在擦一张桌子。而我，曾在人事局干部科的那张桌子上，一擦就是十年。
学校毕业踏入社会，参加工作两年后，19岁的我意外地走进了政府机关大院，调到了当时许多人还感到有些神秘和畏惧的人事局工作。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整个社会还非常保守，到处像被冰层覆盖，许多规定还比较死板，很少人性化的东西，一些人的命运在这里有时就因为一张纸、一句话而完全改写。
进入人事局，首先面对的是档案室里那一排又一排、一橱又一橱的干部档案。橱与橱之间，空间十分狭小，查找档案，有时一不小心脑袋就会撞到敞开的橱门上，眼冒金花。每个人的档案按姓氏比划排序，分别在橱子里占一个的位置，就像在社会上的角色和位置。有的经常变动，有的却是安静地呆着，一呆就是十年、二十年。每年都有新的档案放进来，比如新毕业的学生、新分配的军转干部；每年也都有档案拿出去，比如调到外地，比如退休，比如死亡。
每个人的档案都是一个长方形的硬壳纸袋子，里面是一摞厚厚的材料，记载着一个人从求学、到工作一路走来的各种经历，记载一个人在生命旅途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和转折，记载着一个人光荣或者不太光荣的历史。有人说，学历、年龄、工龄是一个干部的生命，而最权威、最准确的依据就是出自这个小小的袋子。在人事局工作的十年间，我几乎翻遍了这些橱里的所有的档案，有的还不止翻过一次。
干部科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就是调配干部。多数是本地调动，从上面调到下面，从一个单位调到另一个单位，从一个岗位调到另一个岗位。当时，许多人就像一块砖头，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很少有商量的余地。根据工作需要，是调动谈话最通常的理由。而服从组织分配，则是对当事人最基本的要求。那些年，由于频繁的机构改革，人员流动比较快，根据局长的决定，每年我都会开出上千份干部调动的介绍信。而每开出一份介绍信，都会伴随一个人的喜怒哀乐，伴随一个人生活境遇的变化。有的人因为一次调动，而改变了个人的命运。也有人因为一次调动，使一生陷入窘境。但人在江湖，许多时候，身不由己，尤其在那比较封闭的年月，个人的主动权很小，个人的命运自己难以掌控，你不能选择，也无法选择。在那些年里，因为调动谈话，我看到了太多的笑脸和惊喜，也看到了太多哀怨的眼神和泪水。
从外地调入，或者调到外地，运作的时间比较长，多数是为了解决夫妻分居或者叶落归根回原籍。程序一般经过发商调函、调档、落实单位等环节，最快几个月，有的甚至几年。想商调的人，有的跨市，有的跨省，新疆、西藏、青海都有。申调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远离故土，都有各自的甜酸苦辣，都有各自的人生故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年下乡的一些知识青年。有的已经人到中年，在这里结了婚，有了孩子。再想回到原来出生的城市，找到一份工作，寻一个归宿，极其困难，需要经过重重的关口，需要忍受许多的屈辱。有一位35岁的漂亮女士，丈夫去世，为了能够使自己和孩子顺利地调回老家青岛，只好嫁给了比她大20多岁的一位老头。还有一位中年女人，抛夫别子，几经波折，去了北京，路子同样是嫁给了一位已经白发苍苍的老者。其中的辛酸和甘苦，难以言说。
从1986年开始，机关进人实行考试。每次招考，都会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轰动。报名的那天，常常人山人海。而组织考试，则是如临大敌，如履薄冰，一旦出了纰漏，根本无法交代。有几次，监考人员，用的是当地驻军的士兵，一些20多岁的毛头小伙子。那些时候，我的神经总是高度紧张，一边跑前跑后，一边冥思苦索，生怕在一些细节上出现问题。领取试卷、分发试卷、密封试卷这些事总是要亲自来做，保密室的钥匙总要亲自来拿。有时也会带上巡考的标志到考场里转悠，看着别人答题，体验一种小时候梦想的给别人考试的快感。
科里那时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办理知识分子家属农转非。在当时，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简直是天壤之别。一个户口，影响了多少人的婚姻与爱情，影响了多少人的幸福和人生。而够不够条件，年龄、学历、工龄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就因为这条红线，把一些人的幸福挡在了门外；就因为这条红线，给一些人留下终身的痛楚和遗憾。
那些年，我的心单纯如一张白纸，专心致志地做自己的事情。几乎所有的心思，所有的精力，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生活说复杂复杂，说简单极其简单。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打夜班，几乎是家常便饭，吃夜餐，成了一种习惯。常常为了完成任务，一干就是一个通宵。而到第二天，再困乏，再难受，都照常上班，毫无怨言。总想把工作做得最好，总想最大限度地得到领导的认可。整天小心翼翼，谨小慎微，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在条条杠杠面前，一点都不敢偏离，生怕树叶子掉下来砸破头。有时候甚至做得有些过分和不近人情，应该通融的地方而没有通融，能够照顾的而没有照顾。现在想起来，对一些人，心底里还不免怀有深深的歉意。
十年的人事局，是我人生最好的青春年华。恋爱、结婚、生子，都是在那个时期。期间，换过五任局长，都是我敬重的老领导，他们的品德、智慧，他们的言传身教和关心厚爱，都是我一生的自豪、一生的财富。十年间，我还拥有了一帮朝夕相处的朋友，同样的经历、同样的感受，留下了同样美好、温馨的记忆。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岁月老去，我都以那段在人事局工作的日子为荣。
记得女作家席慕蓉曾说过，人生总是在擦一张桌子。而我，曾在人事局干部科的那张桌子上，一擦就是十年。
学校毕业踏入社会，参加工作两年后，19岁的我意外地走进了政府机关大院，调到了当时许多人还感到有些神秘和畏惧的人事局工作。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整个社会还非常保守，到处像被冰层覆盖，许多规定还比较死板，很少人性化的东西，一些人的命运在这里有时就因为一张纸、一句话而完全改写。
进入人事局，首先面对的是档案室里那一排又一排、一橱又一橱的干部档案。橱与橱之间，空间十分狭小，查找档案，有时一不小心脑袋就会撞到敞开的橱门上，眼冒金花。每个人的档案按姓氏比划排序，分别在橱子里占一个的位置，就像在社会上的角色和位置。有的经常变动，有的却是安静地呆着，一呆就是十年、二十年。每年都有新的档案放进来，比如新毕业的学生、新分配的军转干部；每年也都有档案拿出去，比如调到外地，比如退休，比如死亡。
每个人的档案都是一个长方形的硬壳纸袋子，里面是一摞厚厚的材料，记载着一个人从求学、到工作一路走来的各种经历，记载一个人在生命旅途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和转折，记载着一个人光荣或者不太光荣的历史。有人说，学历、年龄、工龄是一个干部的生命，而最权威、最准确的依据就是出自这个小小的袋子。在人事局工作的十年间，我几乎翻遍了这些橱里的所有的档案，有的还不止翻过一次。
干部科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就是调配干部。多数是本地调动，从上面调到下面，从一个单位调到另一个单位，从一个岗位调到另一个岗位。当时，许多人就像一块砖头，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很少有商量的余地。根据工作需要，是调动谈话最通常的理由。而服从组织分配，则是对当事人最基本的要求。那些年，由于频繁的机构改革，人员流动比较快，根据局长的决定，每年我都会开出上千份干部调动的介绍信。而每开出一份介绍信，都会伴随一个人的喜怒哀乐，伴随一个人生活境遇的变化。有的人因为一次调动，而改变了个人的命运。也有人因为一次调动，使一生陷入窘境。但人在江湖，许多时候，身不由己，尤其在那比较封闭的年月，个人的主动权很小，个人的命运自己难以掌控，你不能选择，也无法选择。在那些年里，因为调动谈话，我看到了太多的笑脸和惊喜，也看到了太多哀怨的眼神和泪水。
从外地调入，或者调到外地，运作的时间比较长，多数是为了解决夫妻分居或者叶落归根回原籍。程序一般经过发商调函、调档、落实单位等环节，最快几个月，有的甚至几年。想商调的人，有的跨市，有的跨省，新疆、西藏、青海都有。申调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远离故土，都有各自的甜酸苦辣，都有各自的人生故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年下乡的一些知识青年。有的已经人到中年，在这里结了婚，有了孩子。再想回到原来出生的城市，找到一份工作，寻一个归宿，极其困难，需要经过重重的关口，需要忍受许多的屈辱。有一位35岁的漂亮女士，丈夫去世，为了能够使自己和孩子顺利地调回老家青岛，只好嫁给了比她大20多岁的一位老头。还有一位中年女人，抛夫别子，几经波折，去了北京，路子同样是嫁给了一位已经白发苍苍的老者。其中的辛酸和甘苦，难以言说。
从1986年开始，机关进人实行考试。每次招考，都会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轰动。报名的那天，常常人山人海。而组织考试，则是如临大敌，如履薄冰，一旦出了纰漏，根本无法交代。有几次，监考人员，用的是当地驻军的士兵，一些20多岁的毛头小伙子。那些时候，我的神经总是高度紧张，一边跑前跑后，一边冥思苦索，生怕在一些细节上出现问题。领取试卷、分发试卷、密封试卷这些事总是要亲自来做，保密室的钥匙总要亲自来拿。有时也会带上巡考的标志到考场里转悠，看着别人答题，体验一种小时候梦想的给别人考试的快感。
科里那时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办理知识分子家属农转非。在当时，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简直是天壤之别。一个户口，影响了多少人的婚姻与爱情，影响了多少人的幸福和人生。而够不够条件，年龄、学历、工龄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就因为这条红线，把一些人的幸福挡在了门外；就因为这条红线，给一些人留下终身的痛楚和遗憾。
那些年，我的心单纯如一张白纸，专心致志地做自己的事情。几乎所有的心思，所有的精力，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生活说复杂复杂，说简单极其简单。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打夜班，几乎是家常便饭，吃夜餐，成了一种习惯。常常为了完成任务，一干就是一个通宵。而到第二天，再困乏，再难受，都照常上班，毫无怨言。总想把工作做得最好，总想最大限度地得到领导的认可。整天小心翼翼，谨小慎微，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在条条杠杠面前，一点都不敢偏离，生怕树叶子掉下来砸破头。有时候甚至做得有些过分和不近人情，应该通融的地方而没有通融，能够照顾的而没有照顾。现在想起来，对一些人，心底里还不免怀有深深的歉意。
十年的人事局，是我人生最好的青春年华。恋爱、结婚、生子，都是在那个时期。期间，换过五任局长，都是我敬重的老领导，他们的品德、智慧，他们的言传身教和关心厚爱，都是我一生的自豪、一生的财富。十年间，我还拥有了一帮朝夕相处的朋友，同样的经历、同样的感受，留下了同样美好、温馨的记忆。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岁月老去，我都以那段在人事局工作的日子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