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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写下了饮食男女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发现了我曾经生活过的那个村子生活表层下面的一些东西。那是些什么东西，我说不清，但我知道，那是些平时被我们生活和日子淹没的东西，我觉得，那是些更接近某种本质和富于逻辑和形式的东西，甚至是对人有说服力可以向他人叙述的东西。我简单地概括为“饮食男女”其实又怎么能四个字了得呢。这样的发现，在写其它小说的时候也有。比如写小说•生活•爱情，我发现了爱情的本能部分和社会部分。
对于这个世界的思考，每个人的方式和最后展示出来的形象是不一样的。画家用线条和色彩感受这个世界，音乐家用旋律和音色感受世界，哲学家用概念和终极意义感受世界。他们最后的所展示的世界也是各不一样的。每个人都一定在进行这样的思考，只是，有许多人未能把自己的理解的世界展示出来罢了。比如，农民们会用土地、庄稼、大自然以及耕作和收获之间的关系来思考和想象这个世界，在农民的世界里，气候、自然、节令是他们世界的诗文。而那些做小生意的人则更多是用人际的关系、机遇和物质世界去想象这个世界。其实，就是婴儿也在用他们的方式去思考和理解他们看到的这个世界。
在对这个世界的发现方面，哲学太深了，而其它艺术太浅了（局部、形象），小说是介于它们之间，所以，小说应该是最有表现力的。像昆德拉说的，小说有一种模糊的智慧，它更适合表现这个模糊的世界。
小说家对这个世界的思考和发现，简单地说，就是用小说的形式和小说的形象。小说有小说的思路，小说有小说的表现形式。小说的思路，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作家来说，是各不一样的。米兰昆德拉重在对存在的发现。卡尔维诺则重在对形象的发现，他说“构思一篇故事时，我头脑里出现的第一个东西是一个形象。它代表着某种含义，但我还不能把这个含义用语言或概念表述出来。当这个形象在我的头脑中变得足够清晰时，我便着手把它发展成一篇故事，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这些形象渐渐显露出它们自身的活力，变成它们的故事。每个形象周围又产生了其它形象，形成一个类比、对称和相互映衬的场所。在对这些此时已不再是视觉形象而是已变成概念的素材进行组织时，我的意图才开始起作用，试图把它们排列起来使故事得以展开。或者说，我的工作只是看看哪些东西与我对故事的构思一致，哪些不一致。当然，这样做时，我还要为各种可能的选择留有余地。这时，写作，即文字表达，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我是说，当我开始在白纸上写黑字时，语言才是起决定作用的；首先寻找一个与视觉形象相等的表达方式，再看它是否符合既定的风格，最后使之逐渐变成故事的主宰。文字将把故事的发展引向流畅的方向，视觉形象这时只能尾随其后。”当然，每一个写小说的人都在摸索，对于我们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来说，所有的发现都是成立的、合理的。但是，同样的，对每一个小说家，在某一个时期，他又必须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他想要发现什么。这种信念时过景迁可能会变化，但在当时，它应该是坚定的，他坚信自己的发现，并且，在那个时间，他从这个世界里，也只能发现他想发现的那些东西。
我们国家，尤其是近现代，文学承担了太多的东西，文以载道，也享受了太高的荣誉，而事实上，文学只能发现它所能发现的东西，可是，我们这时候的文学恰恰只承担——承担意识形态、政策宣传——而没有发现。
有所发现，而且是那种接近事物本质的发现，是件难事。我们的世界和生活的惯性是这么大，世界的表象又是那样的繁杂和具有欺骗性。发现，需要具备眼光和修养，还需要坚持。
写小说的人，本质上是注定悲哀的。小说的本质是发现，而发现是属于个体的，它是那么独特，甚至不乏深刻和陌生（熟悉的陌生），所以，它不可能真正被另外一个人理解。所有的理解，就像那子期和伯牙知音般的唱和，也都仅仅是表面上的、形式上的理解，而不可能是真正的知音。在这一点上，所有的艺术都一样。所以，坚持自己的发现、坚持追问的艺术家，就是在他们很热闹的时候，在他们的作品成为经典被千万人阅读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是寂寞的，他们知道，其实没有人真正理解自己的作品，他们找不到真正的知音。面对“同类”尚且如此，那么，当这些艺术家面对生活，面对日子，面对周围的那些人，那不理解就更是自然的事了。这种不理解的程度和他的艺术修养和艺术天赋成正比。就好像，在卡夫卡的时代，理解卡夫卡的人几乎很少，不要说他周围的人，就是就全世界范围来说，都是屈指可数的。我知道——虽然没有人明白地告诉我——在我周围人看来，我的朋友熟人看来，我这是在瞎折腾，我这是着了魔了，我——陷到失败和恶性循环之中；而我的家人和亲人看来，他们则觉得充满无奈——他们爱我，可又觉得我命运实在不济，就像当父母的望着自己那“缺了点”的子女一样。从理解的这个意义上来说，写小说的（一切搞艺术的）都不应该结婚。他们不可能在过生活和过日子中找到一个理解他们行为和他们作品的人。这种双重的理解的困难，其之难之高是可以想象的。卡夫卡两次订婚又先后退婚，我们可以理解了；萨特和波伏娃那么情投意合两个人却终身不言婚，也可以理解了。但是，问题也可以从另一方面理解，尤其是像写小说的，它的本质就是要发现生活和世界的另一面，发现存在，所以，如果一个写小说的人没有经过种种生活的“磨难”比如像下岗、疾病、婚姻等，那他可能也就会减少了发现的机会。对于写小说的人，的确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肌肤”尤其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的哲学是伦理哲学，是生活化的哲学，所以，我们总能把生活和形而上的东西结合得很好，两不相误也不两不冲突。所以，在我们国家为艺术的而不结婚的人没有，也觉得没有必要。当然，这一部分也归功于我们中国妇女为男人、为家庭和生活所做出的牺牲。她们也许不理解他们男人所从事工作的意义，但她们理解她们男人的一切，所以，她们最终也理解了艺术。
当我写下了饮食男女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发现了我曾经生活过的那个村子生活表层下面的一些东西。那是些什么东西，我说不清，但我知道，那是些平时被我们生活和日子淹没的东西，我觉得，那是些更接近某种本质和富于逻辑和形式的东西，甚至是对人有说服力可以向他人叙述的东西。我简单地概括为“饮食男女”其实又怎么能四个字了得呢。这样的发现，在写其它小说的时候也有。比如写小说•生活•爱情，我发现了爱情的本能部分和社会部分。
对于这个世界的思考，每个人的方式和最后展示出来的形象是不一样的。画家用线条和色彩感受这个世界，音乐家用旋律和音色感受世界，哲学家用概念和终极意义感受世界。他们最后的所展示的世界也是各不一样的。每个人都一定在进行这样的思考，只是，有许多人未能把自己的理解的世界展示出来罢了。比如，农民们会用土地、庄稼、大自然以及耕作和收获之间的关系来思考和想象这个世界，在农民的世界里，气候、自然、节令是他们世界的诗文。而那些做小生意的人则更多是用人际的关系、机遇和物质世界去想象这个世界。其实，就是婴儿也在用他们的方式去思考和理解他们看到的这个世界。
在对这个世界的发现方面，哲学太深了，而其它艺术太浅了（局部、形象），小说是介于它们之间，所以，小说应该是最有表现力的。像昆德拉说的，小说有一种模糊的智慧，它更适合表现这个模糊的世界。
小说家对这个世界的思考和发现，简单地说，就是用小说的形式和小说的形象。小说有小说的思路，小说有小说的表现形式。小说的思路，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作家来说，是各不一样的。米兰昆德拉重在对存在的发现。卡尔维诺则重在对形象的发现，他说“构思一篇故事时，我头脑里出现的第一个东西是一个形象。它代表着某种含义，但我还不能把这个含义用语言或概念表述出来。当这个形象在我的头脑中变得足够清晰时，我便着手把它发展成一篇故事，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这些形象渐渐显露出它们自身的活力，变成它们的故事。每个形象周围又产生了其它形象，形成一个类比、对称和相互映衬的场所。在对这些此时已不再是视觉形象而是已变成概念的素材进行组织时，我的意图才开始起作用，试图把它们排列起来使故事得以展开。或者说，我的工作只是看看哪些东西与我对故事的构思一致，哪些不一致。当然，这样做时，我还要为各种可能的选择留有余地。这时，写作，即文字表达，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我是说，当我开始在白纸上写黑字时，语言才是起决定作用的；首先寻找一个与视觉形象相等的表达方式，再看它是否符合既定的风格，最后使之逐渐变成故事的主宰。文字将把故事的发展引向流畅的方向，视觉形象这时只能尾随其后。”当然，每一个写小说的人都在摸索，对于我们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来说，所有的发现都是成立的、合理的。但是，同样的，对每一个小说家，在某一个时期，他又必须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他想要发现什么。这种信念时过景迁可能会变化，但在当时，它应该是坚定的，他坚信自己的发现，并且，在那个时间，他从这个世界里，也只能发现他想发现的那些东西。
我们国家，尤其是近现代，文学承担了太多的东西，文以载道，也享受了太高的荣誉，而事实上，文学只能发现它所能发现的东西，可是，我们这时候的文学恰恰只承担——承担意识形态、政策宣传——而没有发现。
有所发现，而且是那种接近事物本质的发现，是件难事。我们的世界和生活的惯性是这么大，世界的表象又是那样的繁杂和具有欺骗性。发现，需要具备眼光和修养，还需要坚持。
写小说的人，本质上是注定悲哀的。小说的本质是发现，而发现是属于个体的，它是那么独特，甚至不乏深刻和陌生（熟悉的陌生），所以，它不可能真正被另外一个人理解。所有的理解，就像那子期和伯牙知音般的唱和，也都仅仅是表面上的、形式上的理解，而不可能是真正的知音。在这一点上，所有的艺术都一样。所以，坚持自己的发现、坚持追问的艺术家，就是在他们很热闹的时候，在他们的作品成为经典被千万人阅读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是寂寞的，他们知道，其实没有人真正理解自己的作品，他们找不到真正的知音。面对“同类”尚且如此，那么，当这些艺术家面对生活，面对日子，面对周围的那些人，那不理解就更是自然的事了。这种不理解的程度和他的艺术修养和艺术天赋成正比。就好像，在卡夫卡的时代，理解卡夫卡的人几乎很少，不要说他周围的人，就是就全世界范围来说，都是屈指可数的。我知道——虽然没有人明白地告诉我——在我周围人看来，我的朋友熟人看来，我这是在瞎折腾，我这是着了魔了，我——陷到失败和恶性循环之中；而我的家人和亲人看来，他们则觉得充满无奈——他们爱我，可又觉得我命运实在不济，就像当父母的望着自己那“缺了点”的子女一样。从理解的这个意义上来说，写小说的（一切搞艺术的）都不应该结婚。他们不可能在过生活和过日子中找到一个理解他们行为和他们作品的人。这种双重的理解的困难，其之难之高是可以想象的。卡夫卡两次订婚又先后退婚，我们可以理解了；萨特和波伏娃那么情投意合两个人却终身不言婚，也可以理解了。但是，问题也可以从另一方面理解，尤其是像写小说的，它的本质就是要发现生活和世界的另一面，发现存在，所以，如果一个写小说的人没有经过种种生活的“磨难”比如像下岗、疾病、婚姻等，那他可能也就会减少了发现的机会。对于写小说的人，的确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肌肤”尤其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的哲学是伦理哲学，是生活化的哲学，所以，我们总能把生活和形而上的东西结合得很好，两不相误也不两不冲突。所以，在我们国家为艺术的而不结婚的人没有，也觉得没有必要。当然，这一部分也归功于我们中国妇女为男人、为家庭和生活所做出的牺牲。她们也许不理解他们男人所从事工作的意义，但她们理解她们男人的一切，所以，她们最终也理解了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