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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
两千四百多年前，在阳光充足气候宜人的地中海北岸，兴起了后人赞颂不已的古希腊文明，它和后来的古罗马一道，被西方人尊为自己文明的摇篮。从这个摇篮中成长起来的西方各民族(为了论述方便我们统称其为西方民族)，他们的文明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心灵中审美意识发展的过程。在历史的阶段性发展中，审美意识的发展表现为不断超越特化的狭隘性的过程。从整个西方社会总体看，这是一个自我超越和升华的过程；而从各个独立的民族看，则是一个从生命的源头出发，在沿着有利于生存的方向的发展中，逐渐地走向特化的过程。在本章中，我们将看到希腊和罗马人是怎样走过这一历程的。
一
如果我们把历史的眼光投射得更远，我们就会发现，把希腊和罗马看作是西方文明最初的起点是不确切的，或起码是不完全确切的。且不说早在公元前6000——前4000年，地中海周围就已经蓬勃升起了诸如埃及、苏美尔及汉谟拉比帝国等许多相当发达的文明。单是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及它的影子迈锡尼文明就比希腊要早几千年，而且这后两个文明又直接影响了希腊的成长。
希腊文明的朝霞正是在它前辈文明陷入特化死胡同时，重新照亮了地中海的新生儿般的目光。
为使我的论述更具历史的逻辑性，在详细分析希腊、罗马走向特化的历程之前，我要首先概述一下比它们更古远的几个文明走向特化的过程。
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一书中，根据考古学的成就，论述了地中海周围古老文明的共同起源——气候变迁的亚非草原。
由汤因比的论述我们得知，在遥远的古代，今天的沙特阿拉伯半岛上并不是一望无际的沙漠，那时在今天的大漠磐居的地方是广阔的丛林和草原。在这片雨量充沛的天堂中无忧无虑地生存着一群一群的猎人，他们生存的环境和方式大致与今天的非洲猎人相同。
后来这个巨大的半岛由于气候的变迁开始逐渐沙漠化的过程。汤因比把这一变迁看做是对那些猎人的挑战，而且因为猎人们采取了各不相同的应战方式，最终形成了远古时期地中海周围几种不同的文明。
汤因比归纳出六种应战方式。
a、“凡是在这次变化里既不改变他们的居住地点又不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的人便只有走上灭亡之路，因为他们不能对于干旱的挑战进行应战。”
b、“那些没有改变生活地点而改变了生活方式的人们，把自己从猎人变成了牧羊人，逐步成为亚非草原上的游牧民族。”
c、“至于那些愿意改变居住地点而不愿改变生活方式的人们，这些人群跟着气旋区的北移而向北迁移”他们后来成为欧洲大陆上的猎人。
d、“而那些为了躲避干旱而向南撤退到贸易风区域里的人们，却来到了热带的单调气候所发出来的令人终日昏昏欲睡的地方。”
e、“有些人对干旱的挑战的适应办法是既改变了居住地点又改变了生活方式，这一种少见的双料反应乃是从即将消灭的亚非草原上的某些原始社会中创造了古代埃及文明和古代苏米尔文明的富有生命力的行为”
f、另有一群人“他们向北方前进，跨过了海面，创造了米诺斯文明。”(历史研究汤因比)
在做出了以上六种选择而走向不同的发展道路的亚非猎人中。后来创立了最辉煌的文明的首先是埃及人；其次是苏米尔人和克里特岛人。而他们创立文明的过程，同时也就是走向特化的过程。埃及人特化在尼罗河两岸，直到近代，仍然靠尼罗河的定期泛滥从事农耕生产；苏米尔人特化在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流域，象埃及人一样在几千年的时空中重复同样的劳作，只是它靠近欧亚腹地，因此比埃及更多些外来的入侵及战乱；而克里特人则特化在汪洋中的孤岛上，过着没有战乱的舒适的贸易生活，同古代的其它文明相比，再也没有象米诺斯那样更富于贵妇人的温馨和柔美的民族了。
二
希腊人大约于公元前1500年以游牧人的形象出现在爱琴海岸干燥的石头山上。
如果说离开逐渐干旱的亚非草原的猎人给地中海带来了第一道新生文明的曙光，那么希腊游牧人则给地中海带来了一片新生文明的朝阳。
浪潮般涌向爱琴海的希腊人在一开始时并没有立刻消灭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野蛮的希腊人曾经同克里特人“和平”相处过几百年。这种相处尽管是压迫与被压迫，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在希腊传说中就有米诺斯王用从希腊拐来的青年男女喂养怪物的故事)。但这毕竟使来自欧洲腹地的希腊游牧人学会了从农业到航海这两大文明手段，并以此武装了自己。最终，希腊人象他们的宙斯神用武力战胜父亲夺取宇宙一样，打垮了克里特人，摧毁了米诺斯王的迷宫“杀死”了那头叫泯诺托的怪物。
这样说来，似乎希腊文明是米诺斯文明的直接继承者。但实际上，希腊人的思想及文化特色与后者是截然相反的。同朴素的希腊人相比，克里特岛的男女要华丽得多；希腊的神是好战的、众多而自由的，克里特岛的神却是个衣著考究的贵妇人和她的男婴，希腊的海格力斯神倚着个被他打偏的狮子，而米诺斯女神却拿着一条温顺的小蛇；克里特人享受了几千年的和平，过着文雅欢乐的生活，而希腊人却是艰苦卓绝，一路征战着来到爱琴海岸的。当希腊人来到时，克里特人、埃及人和苏米尔人及他们的后继者巴比仑人，在他们各自值得骄傲的几千年的发展中，在他们所选定的环境中，在一种千年不变的物质生产与享受中耗尽了他们离开亚非草原时具有的充沛的原始生命力和创造的生机。他们及其文明是被自然和他们的努力所特化了的东西，不能成为新的文明的创造者；他们为新文明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希腊这颗野性十足、生机勃勃的种子一落入这块土壤，便蓬勃而起，生长出一片染遍爱琴海岸及地中海北岸地区的新文明的绿洲。
这是西方社会发展中自然本色第一次对人欲厌足的特化文明的否定。所谓自然本色，就是指那些还没有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被特定的物质生产与享受特化了的民族身上的原始生命力，蕴含了未来发展的所有可能。象一张白纸，可描绘新的图画。
大自然并没有特别厚待希腊人，如果说三面临海的巴尔干半岛南部就是希腊人描绘新文明的一方白纸，(实际上是被他们毁灭了的旧文明的废虚)那么，这实在并不是一方上等质地的纸。这里没有尼罗河两岸和两河流域那样的肥沃土壤，爱琴海上空炽热的太阳直射赤裸裸的岩石山骨。整个希腊几乎没有平原，土质单薄的岩石丘陵间散布着星星点点的棕榀树和萄葡藤，在一小块一小块的山间谷地上，顽强地生长着为数不多的大麦和小麦。这里的一切似乎都在提醒人们——你的肚子可不要太贪婪；你的双眼可不要只盯着脚下的土地。
而这两个方面恰好促成了希腊人的高尚与伟大。
希腊人的日常生活相当简单；“三颗橄榄，一个玉葱(我们称为洋葱)，一个沙田鱼头，就能度日；全部衣著只有一双凉鞋，一件单袖短褂，一件象牧羊人穿的宽大长袍。住的是狭小的屋子，盖得马虎，很不紧固，窃贼可以穿墙而进；屋子的主要用途是睡觉；一张床，二三个美丽的水壶，就是主要家具。”(艺术哲学丹纳)如果你以为这只是一般贫民的生活，那就错了。雅典最兴盛时期的公民大会首席长官伯利克里也同样住在简陋的土房中，可就是在这土房中，主人和那些在哲学史和艺术史中都占有一席之地的杰出人物谈论哲学和艺术及城邦的内外事务。
在古希腊的历史上，有阴谋家，有诽谤者及出卖母邦的卑劣人物，但却没有因聚敛财富或挥霍财富而闻名后世的人。在爱琴海沿岸的希腊城邦里，在城邦公民聚集的地方，最常见的场面是十几个人围着某个象苏格拉底那样的哲人谈论或辩论一些比较抽象的哲学问题，或者是为锻练身体而进行的各种体育活动。直至今天，古希腊人仍然可以毫无愧色地在思想和体能两方面的发展上做现代人的榜样。
贫瘠的土地的另一大功劳是把希腊人推向大海。海洋给每个人以自由。“一旦驶入见不到陆地的深海中，逃亡者与追捕者就形成势均力敌的局面，因为最大的古希腊战舰，也追不上驾船能手驾驶的小鱼船。”(人类的艺术房龙著)因此，在希腊的大部分城邦中，即使身为奴隶也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带着铁镣终日被主人抽打着。在古希腊的经济学说中把奴隶看作是家庭成员，城邦公民中那怕是最穷困的，每家也都有几个这样的成员。
希腊人的心灵摆脱了土地的羁绊，在大海上赢得了自由和自信。他们把自己看做是天地间的主人，虽然他们深信有一种先天的命运做为定数制约着自己，但即然这命运之网连同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灵也都收罗其中，那普通人也就不必为此而伤神了。在希腊人之前、还没有那个民族敢于把自己看做是天地万物的主人，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并不是他们的主子，那只是些本领略强于他们和寿命更长久些的兄弟姐妹。
正是由于这样一些高尚与伟大的品格，使为数不多的希腊人在人类历史上创造了最为辉煌的文明。这一辉煌不仅表现在他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形态、文化及思想成果，更表现在它为后世西方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精神源泉。赞美希腊人的成就并不是本书的宗旨。相反，我所要做的是揭示出希腊人走向特化的过
程，也就是他们如何沿着有利于生存和发展的道路逐渐走向狭隘与保守；如何在逐欲的过程中慢慢耗尽了从欧洲腹地带来的充满创造激情的原始生命力；如何由心灵同广阔的大海相结合的上升转变为陷入小城邦一已利益而不能自拔的堕落。
三
人类的社会形态及精神形态总是受到他所生存的那个自然环境的影响。尽管今天的生产力赋予人类很大的自由，但仍远不能摆脱自然环境的影响。可想而知，在公元前的时代，人类所受到的来自地缘地貌的影响将是怎样的根深蒂固。
这并不是对人类创造力的否定。相反，人类的创造力正表现在他能够在自然给定的环境中创造出一个怎样的人的世界。
希腊人生活的爱琴海沿岸可算是世界上最零粹的海岸。众多的岛屿再加上山谷的隔离，使希腊人很自然地分散成众多的群落。后来这些群落逐渐发展为城邦，其中人口最多的不过二、三十万，最小的就只有几万。希腊人虽然有统一的语言，有统一的文化特征，和统一的信仰，但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活动从未超出过城邦的范围。虽然在波斯人的威胁下他们曾组成过一个松散的城邦联盟，但很快就因为城邦间的利益冲突而瓦解了。
这种城邦式的社会形态不仅仅是自然的产物，它同时也是希腊人的一项前所未有的创举。再没有比城邦更能适合于从事海洋贸易的人们特有的，自由与自主的思想和个人利益的社会形态了。一个城邦就是一个国家，每个公民都可以直接参加关系切身利益的各种“全国”性会议，他可以在会上表达自己的意愿，并根据自己的意愿赞成或反对某一项法规。国家的领导者是每个人都熟悉的，他们都居住在站在一座小山上就可以尽收眼底的小城里，彼此每天都可以见面，公民可以随时在街道上，在码头上或是在剧场和运动场里同领导者交换意见、辩论问题，就象我们今天和邻居或同事之间一样随便。
这种自由和自主的社会氛围使得希腊人的思想活跃，情感激昂。同时他们又有的是空闲时间。别忘了希腊人几乎家家都拥有奴隶。这些奴隶或是被征服的原来的居民、或是在对外战争中掠来的外乡异族，他们为自己的希腊主人操持家务和从事各类劳动。这样希腊人就可以每天从事各类政治和文化活动。他们可以在一天之间充当多种角色，早上是辩论人生和天地问题的哲学家；中午是讨论城邦问题的政治家；下午在运动场上做体育健儿；晚上又坐在月亮下抚琴吟诗成了艺术家。当城邦受到危胁时，他们又操起家中的盾牌和投枪变成卫国的战士；驾船出海时，他们就变成最狡猾甚至是最凶狠的奸商和海盗。
希腊人的这种全面发展不仅是空前的，而且在时至今日的历史中也是绝后的。
希腊人之所以在文明创造中获得了比他们前代人更伟大的成就，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出现恰好是在更古老的文明为他们的创造提供了基础，同时自身又由于特化而丧失了新创造的能力，只能在历史向原始生命之源回归时被冷落一旁，从而为希腊人的新创造留下了足够的时空。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那颗充满原始生命力的心灵在与对象世界的融合中比前代人更上升了一个层次。因为与大海的融合终究是比与大河的融合更为深广的追求，正是这一更深广的追求，才使希腊人获得了远远超过前代人的心灵的自由和创造的天地。虽然克里特人同样是从事海上贸易的民族，但由于他们居住在远离大陆的孤岛上，上千年的平静安逸使他们变得过于柔弱和安于享乐。而希腊则背负广阔的大陆腹地，随时面临着蛮族的入侵，这种危险时时激发着他们的勇气和激情，使他们比克里特人更富于创造力。
但这种创造力并没有永远保持下去，当希腊人竭尽所能地完善着他们利益所系的城邦时，他们也在不自觉中特化在自己的城邦里了。
从个体的角度看，希腊人的确是伟大的和全面的；但从当时人类整体的角度看，希腊人的发展则是狭隘的和片面的。
首先，希腊的发展是建立在对其他民族的掠夺和欺压的基础上。在希腊人的道德观念中，勇敢是主要的美德，而这勇敢的一个主要内涵之一就是对外族的屠杀和掠夺。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希腊的头号英雄阿喀琉斯就以不仅对敌做战勇猛而著称，而且还因对异族的掠夺而闻名。希腊人的自信类似后来的纳粹德国，把自己看得好象鹤立鸡群般地超临于其他民族之上，甚至根本不把他们看作是与自己同样的人。在军营般的斯巴达，竟实行着每年一度对被奴役的“异族”的公开屠杀，以此来锻练本城邦青年的勇敢和尚武精神，而这个被每年屠杀一次的“异族”实际上也是同斯巴达人一样从欧洲大陆腹地迁徙来的同种希腊人。可见希腊人的个体发展的基础是何等的狭隘。正是这个斯巴达居然是老柏拉图构想理想国的蓝本。其次，希腊人个体的发展是建立在把整体社会分割成互相敌对的寡民小国的基础上。散落在山峪海岸和孤岛上的一个个独立的城邦象栅栏一样阻隔并局限了希腊人的心灵在人类和整体社会方面的发展。希腊城邦中的自由与民主都是与公民权联系在一起的。而那些被奴役的异族和别的城邦来的希腊人是不享有公民权的。“甚至在城内出生的希腊人，而他的父亲来自离城八或十英里畦头未耕之地以外的，也不在内。”(世界史纲韦尔斯著)古希腊历史上最为后人推崇的民主政体，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狭隘的公民权的固守，而公民在任何一个城邦中相对于奴隶和无法证明父母是本城邦的纯种后裔的人们总是一个少数的特权群体。因此这种所谓民主政体与“寡头政治”之间的差别远不如今天人们头脑中的政治观念那么明显。
公民阶级垄断政权的一个明显的结果，是这些享有特权的人们的爱国精神具有强烈而狭隘的形式。他们和其他城邦可以结成同盟，但决不会同它们合并，因为合并就会剥夺他们赖以生存的各种利益。(世界史纲韦尔斯著)
希腊城邦公民阶级的狭隘性在城邦间的外部事物上造成了希腊世界的割据和永无休止的混战，而在城邦内部事物上形成一股顽固的保守与僵化了的政治思想氛围。这两个方面在希腊最值得骄傲的伯利克里的雅典时代表现得最为突出。
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这样称颂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
伯利克里时代雅典的成就，或许是一切历史上最令人惊奇的事件。突然之间，在胜利和财富和需要重建的刺激之下，出现了大批的建筑家、雕刻家和戏剧家，他们直到今天还是不可企及的，他们所产生的作品左右着后人直迄近代。当我们想到它的人口数量之少的时候，这一点就格外令人感到惊异了。无论在此以前或者自此而后，从来没有任何有同样比例的居民的地区曾经表现出来过任何事物足以和雅典这种高度完美的作品媲美。
如果再加上它所贡献出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我们对它的伟大就更加崇拜了。
雅典的这个全盛时期是两次对波斯的反入侵战争的结果。雅典在这两次战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那个希腊世界的霸主斯巴达，在这两次战争中却没有获得超过雅典的功绩和声望。公元前490年第一次抗击波斯的战争是雅典人单独取胜的。一个叫裴迪皮德斯的雅典人在四十八小时内跑了近一百英里，到斯巴达去求援，但斯巴达人并没有参加战争。
几年后，波斯第二次入侵希腊，斯巴达人在温泉关的那次失败的坚守中显示了军人最高的光荣，但最后仍然是雅典的海军取得了海战的胜利并促使波斯人撤走了陆地上的军队。
雅典成了反波斯同盟的核心。“根据盟约规定，任何成员国都有义务提供一定数量的船只或者代役金。”(罗素西方哲学史)大多数城邦都采取了缴纳代役金的办法。这样一来大量的金钱就被集中到了雅典。
伯利克里相信波斯人不会再来，而雅典在战争中又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于是他决定用各城邦的代役金修复重建雅典城。
伯利克里周围聚集着一批当时希腊思想文化方面的杰出人物，他们中最著名的有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苏格拉底称自己是他的学生，)有雕刻家菲迪亚斯，有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短短的几十年间，雅典成了希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成了世界上最富有、最美丽和最文明的地方。
但随着雅典，同时也是希腊文化的走向顶峰，希腊人的狭隘也开始充分显示出它的破坏力。
首先，在雅典的内部，伯利克里的成就和过于孤傲的性格特别是他超出城邦范围的政治胸怀引起那些同样自尊的普通雅典公民的不满。
普通投票者的强烈的自尊感即刻会反对他们四周高耸的美丽的建筑物(不要忘记他们是习惯于自家的简陋的土屋的)；反对向菲迪亚斯那样的雕塑家们所表示的超过受普通推崇的雕塑家的好感；反对给哈利卡纳苏斯的希罗多德那样一个仅仅是异邦的人捐赠款项;反对伯利克里和一个迈利特的妇女结伴和谈话，认为这种(对异邦人的)优遇对他们是一种侮辱。(世界史纲韦尔斯著)
伯利克里的朋友被判罚，并逐出雅典。那位迈利特邦的女人阿斯帕西娅也被控为“不虔敬而且治家无方”(罗素西方哲学史)。伯利克里面临在这位当时极少见的有学识和才华的妇女和他的母邦之间的选择。“前者是他生命的灵魂，后者是他曾经拯救、捍卫、并使它成了历史上比起任何其他城市更美丽、最令人难忘的一座城市。他挺身而出保护阿斯帕西娅，暴风雨般的满腔人类激情支配了他，演讲时，他声泪俱下，他的眼泪暂时挽救了阿斯帕西娅。”(世界史纲韦尔斯著)
但雅典人的情感同伯利克里的距离却愈加疏远了。他们越是把他看作自己的领袖、就越是不能容忍他同一个外邦的女人睡在一起。虽然他们的法规可以阻止他俩成为正式合法的夫妻，但却不能阻止他俩相爱并事实上生活在一起，这在雅典公民中激起极大的厌恶。他们通过喜剧来讽刺伯利克里，在一般人的街谈巷议中那个迈利特邦的女人更是随便怎样唾骂都不过分的发泄对象。
如果我告诉你这些狭隘的心性都体现在希腊的普通公民身上，你也许会不太满意，尤其在那些民粹主义者看来，凡是多数民众的主张总要比少数上层人物的主张更合理一些。但在古希腊却存在这样一种“奇怪”的事实。那引起为今天的民众同情的革命的普通公民们虽然在政治上促成了一种平均主义，但在思想文化上他们却是极其守旧的。雅典人反对伯利克里的哲学家朋友阿那克萨哥拉的主要原因，一是他是个外邦人，再就是他竟然声称世上根本没有神，而且他胆敢把神圣的太阳和月亮说成是一块红热的石头和一团泥土。就是这个不敬神的家伙，第一次把哲学带给了雅典人，并影响了雅典一代哲人如苏格拉底们的成长。但希腊人对于比自己更高明一些的外邦人有着天生的妒嫉。而且对于一切思想文化上不符合祖训的东西都怀恨在心。这样一来，希腊的那些思想文化上的杰出探索，大多数都是由少数今天的民粹主义者看来是反动的贵族或他们的“走狗”完成的。
以伯利克里的雅典为代表的希腊文明发展的黄金时代不仅受到来自内部的扼杀，而且还受到来自外部的破坏。斯巴达人早就对雅典的繁荣与文明看不顺眼，伯利克里治下雅典的灿烂光彩更让那一群终生练武，一文不名的战争机器难以忍受。与雅典截然相反的斯巴达是希腊世界的另一种范本。它所代表的是希腊人荷马时代的古风。
斯巴达公民的唯一职业就是战争，他从一出生就受战争的训练。经过部族首领的检查之后，病弱的孩子是要抛弃掉的；唯有被评为茁壮的孩子才能得到抚养。所有的男孩子都放在一所大学校里受训，一直到20岁为止；训练的目的是要使他们坚强，不怕痛苦，服从纪律。文化教育和科学教育都被认为是无意义的事；唯一的目的就是要造就全心全意为了国家的好战士。
斯达巴公民每人都拥有一块份地和为他们耕种的奴隶、他们从不必为衣食操心，但他们也没有经商的雅典人那种致富的可能。他们用的很少的一点钱是用铁制成的，只能在没有城墙的、乡村一样的斯巴达本邦内通行。他们的头脑非常单纯
，除了使自己的身体更加骄健敏捷，使自己的作战技巧更加精当外他们没有别的欲望，男女之间的性关系也只是为了给城邦多增加一些战士的手段。希腊别的城邦总是处于革命与动乱中，而斯巴达却几百年保持着内部的稳固，象一只休眠在岩石隙中的甲虫。
如果说在国家整体作战能力上再也没有比斯巴达更为成功的典范，那我同时还要说，再也没有比斯巴达那样在自我选定的有利生存的努力方向上特化到如此彻底的例证了。
斯巴达的特化是内外一致的。在遏制内部个体和整体的除作战以外一切其它发展可能的同时，它的外部政策就是坚决反对一切要把希腊各邦联合起来的努力。斯巴达战士的足迹从未印在伯罗奔尼苏半岛以外的任何地方。只要本邦不受到外敌的威胁，其他希腊城邦的命运他们是从不关心的。
正是出于这一狭隘城邦独立致上的特化观念，导致斯巴达对伯利克里领导雅典所做的，向着城邦联合和发展海外贸易及希腊文化的努力怀有刻骨的仇视。并最终导致了雅典与斯巴达之间长达三十年的伯罗奔尼苏战争。这场兄弟之战耗尽了希腊的热血与精力。
雅典被斯巴达的利剑劈倒，一场全部希腊历史上最富创造性的运动被淹没在血与火之中。希腊人从欧洲腹地广阔森林带到地中海沿岸文明圈的一股清新和富于活力的原始生气，终于干涸在爱琴海岸裸露的岩石上。在此之后虽然有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这师徒二代为希腊文明增添了耀眼的光辉。但他们的工作只是原始生命力勃发的先辈们创造性活动的总结；他们只是把实际生活中已有的东西变成可流传后世的语言和文字；是对一个正在死去的人的盖棺定论。
四
希腊人的心灵在对城邦和作为城邦主人的自我的珍爱中特化到什么程度，这一点我们还可以通过苏格拉底的例证来衡量一下。
苏格拉底是雅典第一位土生土长的哲学家。伯罗奔尼苏战争开始时他已是三十多岁的成年人了。战争结束后不久，七十多岁的老苏格拉底就被他的同胞判处了死刑。据说老人家死得十分安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在平静地同学生们讨论着人生和伦理方面的问题。后来时间到了，他象平时喝水一样喝下了鸩酒，把那些哭哭啼啼的人们打发到门外，自己静静地躺在木床上，象平时入睡一样，不声不响地结束了大脑的思考和终生不曾放弃的辩论。
雅典人之所以要除掉这位哲学家，是因为他们实在对他的讽刺与批驳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他们只是后悔，为什么没早一点想到“用鸩死他的办法来使他沉默，要比弥补他所指责的种种罪恶还要更容易些。”(罗素西方哲学史)
如果我告诉你，苏格拉底是因为同雅典民主政治作对才被处死的，你一定会感到困惑。事实上他一直被雅典贫困的和主张绝对民主的公民们看作是反动贵族的帮凶。因为那些贵族从他那里学来一套辩论的本领，使得他们在公民大会的辩论中更加难以对付。在希腊城邦的绝对民主制中，一切公共事物和官职都要靠抽签或用豆子拈阄的办法。天知道用这种象今天对彩票的摇奖机似的方式“选”出的人，是否具有他要就任的那个职务所需的知识。一般公民之所以要坚持这种办法决定，是因为这能保证不让那些受过教育的有钱人或象伯利克里那种杰出的人物常期占据政治优势，并且能保证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执政的可能。
如果今天某一个极崇拜希腊民主的人去参加一次希腊城邦中举行的公民大会，如果他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就会被会场上的混乱随意和完全凭一时兴起而做出决定的场面震惊。有的公民在做出了关系到某个人的政治前途甚至人身存亡的决定后，竟根本说不明白他究竟为什么投赞成票或反对票。
苏格拉底立场鲜明地反对这种盲目的“选举”
他对周围的人问：“如果我想修鞋我要去找谁呢？”
大家回答：“当然去找鞋匠啊！”
“那么，如果我要出海呢？”
“当然去找会使船的水手啊！”
最后，苏格拉底问：“如果我要找人来修理国家这条船呢？”
谁都清楚接下来的问题是：“这能不... -->>
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
两千四百多年前，在阳光充足气候宜人的地中海北岸，兴起了后人赞颂不已的古希腊文明，它和后来的古罗马一道，被西方人尊为自己文明的摇篮。从这个摇篮中成长起来的西方各民族(为了论述方便我们统称其为西方民族)，他们的文明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心灵中审美意识发展的过程。在历史的阶段性发展中，审美意识的发展表现为不断超越特化的狭隘性的过程。从整个西方社会总体看，这是一个自我超越和升华的过程；而从各个独立的民族看，则是一个从生命的源头出发，在沿着有利于生存的方向的发展中，逐渐地走向特化的过程。在本章中，我们将看到希腊和罗马人是怎样走过这一历程的。
一
如果我们把历史的眼光投射得更远，我们就会发现，把希腊和罗马看作是西方文明最初的起点是不确切的，或起码是不完全确切的。且不说早在公元前6000——前4000年，地中海周围就已经蓬勃升起了诸如埃及、苏美尔及汉谟拉比帝国等许多相当发达的文明。单是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及它的影子迈锡尼文明就比希腊要早几千年，而且这后两个文明又直接影响了希腊的成长。
希腊文明的朝霞正是在它前辈文明陷入特化死胡同时，重新照亮了地中海的新生儿般的目光。
为使我的论述更具历史的逻辑性，在详细分析希腊、罗马走向特化的历程之前，我要首先概述一下比它们更古远的几个文明走向特化的过程。
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一书中，根据考古学的成就，论述了地中海周围古老文明的共同起源——气候变迁的亚非草原。
由汤因比的论述我们得知，在遥远的古代，今天的沙特阿拉伯半岛上并不是一望无际的沙漠，那时在今天的大漠磐居的地方是广阔的丛林和草原。在这片雨量充沛的天堂中无忧无虑地生存着一群一群的猎人，他们生存的环境和方式大致与今天的非洲猎人相同。
后来这个巨大的半岛由于气候的变迁开始逐渐沙漠化的过程。汤因比把这一变迁看做是对那些猎人的挑战，而且因为猎人们采取了各不相同的应战方式，最终形成了远古时期地中海周围几种不同的文明。
汤因比归纳出六种应战方式。
a、“凡是在这次变化里既不改变他们的居住地点又不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的人便只有走上灭亡之路，因为他们不能对于干旱的挑战进行应战。”
b、“那些没有改变生活地点而改变了生活方式的人们，把自己从猎人变成了牧羊人，逐步成为亚非草原上的游牧民族。”
c、“至于那些愿意改变居住地点而不愿改变生活方式的人们，这些人群跟着气旋区的北移而向北迁移”他们后来成为欧洲大陆上的猎人。
d、“而那些为了躲避干旱而向南撤退到贸易风区域里的人们，却来到了热带的单调气候所发出来的令人终日昏昏欲睡的地方。”
e、“有些人对干旱的挑战的适应办法是既改变了居住地点又改变了生活方式，这一种少见的双料反应乃是从即将消灭的亚非草原上的某些原始社会中创造了古代埃及文明和古代苏米尔文明的富有生命力的行为”
f、另有一群人“他们向北方前进，跨过了海面，创造了米诺斯文明。”(历史研究汤因比)
在做出了以上六种选择而走向不同的发展道路的亚非猎人中。后来创立了最辉煌的文明的首先是埃及人；其次是苏米尔人和克里特岛人。而他们创立文明的过程，同时也就是走向特化的过程。埃及人特化在尼罗河两岸，直到近代，仍然靠尼罗河的定期泛滥从事农耕生产；苏米尔人特化在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流域，象埃及人一样在几千年的时空中重复同样的劳作，只是它靠近欧亚腹地，因此比埃及更多些外来的入侵及战乱；而克里特人则特化在汪洋中的孤岛上，过着没有战乱的舒适的贸易生活，同古代的其它文明相比，再也没有象米诺斯那样更富于贵妇人的温馨和柔美的民族了。
二
希腊人大约于公元前1500年以游牧人的形象出现在爱琴海岸干燥的石头山上。
如果说离开逐渐干旱的亚非草原的猎人给地中海带来了第一道新生文明的曙光，那么希腊游牧人则给地中海带来了一片新生文明的朝阳。
浪潮般涌向爱琴海的希腊人在一开始时并没有立刻消灭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野蛮的希腊人曾经同克里特人“和平”相处过几百年。这种相处尽管是压迫与被压迫，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在希腊传说中就有米诺斯王用从希腊拐来的青年男女喂养怪物的故事)。但这毕竟使来自欧洲腹地的希腊游牧人学会了从农业到航海这两大文明手段，并以此武装了自己。最终，希腊人象他们的宙斯神用武力战胜父亲夺取宇宙一样，打垮了克里特人，摧毁了米诺斯王的迷宫“杀死”了那头叫泯诺托的怪物。
这样说来，似乎希腊文明是米诺斯文明的直接继承者。但实际上，希腊人的思想及文化特色与后者是截然相反的。同朴素的希腊人相比，克里特岛的男女要华丽得多；希腊的神是好战的、众多而自由的，克里特岛的神却是个衣著考究的贵妇人和她的男婴，希腊的海格力斯神倚着个被他打偏的狮子，而米诺斯女神却拿着一条温顺的小蛇；克里特人享受了几千年的和平，过着文雅欢乐的生活，而希腊人却是艰苦卓绝，一路征战着来到爱琴海岸的。当希腊人来到时，克里特人、埃及人和苏米尔人及他们的后继者巴比仑人，在他们各自值得骄傲的几千年的发展中，在他们所选定的环境中，在一种千年不变的物质生产与享受中耗尽了他们离开亚非草原时具有的充沛的原始生命力和创造的生机。他们及其文明是被自然和他们的努力所特化了的东西，不能成为新的文明的创造者；他们为新文明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希腊这颗野性十足、生机勃勃的种子一落入这块土壤，便蓬勃而起，生长出一片染遍爱琴海岸及地中海北岸地区的新文明的绿洲。
这是西方社会发展中自然本色第一次对人欲厌足的特化文明的否定。所谓自然本色，就是指那些还没有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被特定的物质生产与享受特化了的民族身上的原始生命力，蕴含了未来发展的所有可能。象一张白纸，可描绘新的图画。
大自然并没有特别厚待希腊人，如果说三面临海的巴尔干半岛南部就是希腊人描绘新文明的一方白纸，(实际上是被他们毁灭了的旧文明的废虚)那么，这实在并不是一方上等质地的纸。这里没有尼罗河两岸和两河流域那样的肥沃土壤，爱琴海上空炽热的太阳直射赤裸裸的岩石山骨。整个希腊几乎没有平原，土质单薄的岩石丘陵间散布着星星点点的棕榀树和萄葡藤，在一小块一小块的山间谷地上，顽强地生长着为数不多的大麦和小麦。这里的一切似乎都在提醒人们——你的肚子可不要太贪婪；你的双眼可不要只盯着脚下的土地。
而这两个方面恰好促成了希腊人的高尚与伟大。
希腊人的日常生活相当简单；“三颗橄榄，一个玉葱(我们称为洋葱)，一个沙田鱼头，就能度日；全部衣著只有一双凉鞋，一件单袖短褂，一件象牧羊人穿的宽大长袍。住的是狭小的屋子，盖得马虎，很不紧固，窃贼可以穿墙而进；屋子的主要用途是睡觉；一张床，二三个美丽的水壶，就是主要家具。”(艺术哲学丹纳)如果你以为这只是一般贫民的生活，那就错了。雅典最兴盛时期的公民大会首席长官伯利克里也同样住在简陋的土房中，可就是在这土房中，主人和那些在哲学史和艺术史中都占有一席之地的杰出人物谈论哲学和艺术及城邦的内外事务。
在古希腊的历史上，有阴谋家，有诽谤者及出卖母邦的卑劣人物，但却没有因聚敛财富或挥霍财富而闻名后世的人。在爱琴海沿岸的希腊城邦里，在城邦公民聚集的地方，最常见的场面是十几个人围着某个象苏格拉底那样的哲人谈论或辩论一些比较抽象的哲学问题，或者是为锻练身体而进行的各种体育活动。直至今天，古希腊人仍然可以毫无愧色地在思想和体能两方面的发展上做现代人的榜样。
贫瘠的土地的另一大功劳是把希腊人推向大海。海洋给每个人以自由。“一旦驶入见不到陆地的深海中，逃亡者与追捕者就形成势均力敌的局面，因为最大的古希腊战舰，也追不上驾船能手驾驶的小鱼船。”(人类的艺术房龙著)因此，在希腊的大部分城邦中，即使身为奴隶也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带着铁镣终日被主人抽打着。在古希腊的经济学说中把奴隶看作是家庭成员，城邦公民中那怕是最穷困的，每家也都有几个这样的成员。
希腊人的心灵摆脱了土地的羁绊，在大海上赢得了自由和自信。他们把自己看做是天地间的主人，虽然他们深信有一种先天的命运做为定数制约着自己，但即然这命运之网连同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灵也都收罗其中，那普通人也就不必为此而伤神了。在希腊人之前、还没有那个民族敢于把自己看做是天地万物的主人，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并不是他们的主子，那只是些本领略强于他们和寿命更长久些的兄弟姐妹。
正是由于这样一些高尚与伟大的品格，使为数不多的希腊人在人类历史上创造了最为辉煌的文明。这一辉煌不仅表现在他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形态、文化及思想成果，更表现在它为后世西方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精神源泉。赞美希腊人的成就并不是本书的宗旨。相反，我所要做的是揭示出希腊人走向特化的过
程，也就是他们如何沿着有利于生存和发展的道路逐渐走向狭隘与保守；如何在逐欲的过程中慢慢耗尽了从欧洲腹地带来的充满创造激情的原始生命力；如何由心灵同广阔的大海相结合的上升转变为陷入小城邦一已利益而不能自拔的堕落。
三
人类的社会形态及精神形态总是受到他所生存的那个自然环境的影响。尽管今天的生产力赋予人类很大的自由，但仍远不能摆脱自然环境的影响。可想而知，在公元前的时代，人类所受到的来自地缘地貌的影响将是怎样的根深蒂固。
这并不是对人类创造力的否定。相反，人类的创造力正表现在他能够在自然给定的环境中创造出一个怎样的人的世界。
希腊人生活的爱琴海沿岸可算是世界上最零粹的海岸。众多的岛屿再加上山谷的隔离，使希腊人很自然地分散成众多的群落。后来这些群落逐渐发展为城邦，其中人口最多的不过二、三十万，最小的就只有几万。希腊人虽然有统一的语言，有统一的文化特征，和统一的信仰，但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活动从未超出过城邦的范围。虽然在波斯人的威胁下他们曾组成过一个松散的城邦联盟，但很快就因为城邦间的利益冲突而瓦解了。
这种城邦式的社会形态不仅仅是自然的产物，它同时也是希腊人的一项前所未有的创举。再没有比城邦更能适合于从事海洋贸易的人们特有的，自由与自主的思想和个人利益的社会形态了。一个城邦就是一个国家，每个公民都可以直接参加关系切身利益的各种“全国”性会议，他可以在会上表达自己的意愿，并根据自己的意愿赞成或反对某一项法规。国家的领导者是每个人都熟悉的，他们都居住在站在一座小山上就可以尽收眼底的小城里，彼此每天都可以见面，公民可以随时在街道上，在码头上或是在剧场和运动场里同领导者交换意见、辩论问题，就象我们今天和邻居或同事之间一样随便。
这种自由和自主的社会氛围使得希腊人的思想活跃，情感激昂。同时他们又有的是空闲时间。别忘了希腊人几乎家家都拥有奴隶。这些奴隶或是被征服的原来的居民、或是在对外战争中掠来的外乡异族，他们为自己的希腊主人操持家务和从事各类劳动。这样希腊人就可以每天从事各类政治和文化活动。他们可以在一天之间充当多种角色，早上是辩论人生和天地问题的哲学家；中午是讨论城邦问题的政治家；下午在运动场上做体育健儿；晚上又坐在月亮下抚琴吟诗成了艺术家。当城邦受到危胁时，他们又操起家中的盾牌和投枪变成卫国的战士；驾船出海时，他们就变成最狡猾甚至是最凶狠的奸商和海盗。
希腊人的这种全面发展不仅是空前的，而且在时至今日的历史中也是绝后的。
希腊人之所以在文明创造中获得了比他们前代人更伟大的成就，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出现恰好是在更古老的文明为他们的创造提供了基础，同时自身又由于特化而丧失了新创造的能力，只能在历史向原始生命之源回归时被冷落一旁，从而为希腊人的新创造留下了足够的时空。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那颗充满原始生命力的心灵在与对象世界的融合中比前代人更上升了一个层次。因为与大海的融合终究是比与大河的融合更为深广的追求，正是这一更深广的追求，才使希腊人获得了远远超过前代人的心灵的自由和创造的天地。虽然克里特人同样是从事海上贸易的民族，但由于他们居住在远离大陆的孤岛上，上千年的平静安逸使他们变得过于柔弱和安于享乐。而希腊则背负广阔的大陆腹地，随时面临着蛮族的入侵，这种危险时时激发着他们的勇气和激情，使他们比克里特人更富于创造力。
但这种创造力并没有永远保持下去，当希腊人竭尽所能地完善着他们利益所系的城邦时，他们也在不自觉中特化在自己的城邦里了。
从个体的角度看，希腊人的确是伟大的和全面的；但从当时人类整体的角度看，希腊人的发展则是狭隘的和片面的。
首先，希腊的发展是建立在对其他民族的掠夺和欺压的基础上。在希腊人的道德观念中，勇敢是主要的美德，而这勇敢的一个主要内涵之一就是对外族的屠杀和掠夺。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希腊的头号英雄阿喀琉斯就以不仅对敌做战勇猛而著称，而且还因对异族的掠夺而闻名。希腊人的自信类似后来的纳粹德国，把自己看得好象鹤立鸡群般地超临于其他民族之上，甚至根本不把他们看作是与自己同样的人。在军营般的斯巴达，竟实行着每年一度对被奴役的“异族”的公开屠杀，以此来锻练本城邦青年的勇敢和尚武精神，而这个被每年屠杀一次的“异族”实际上也是同斯巴达人一样从欧洲大陆腹地迁徙来的同种希腊人。可见希腊人的个体发展的基础是何等的狭隘。正是这个斯巴达居然是老柏拉图构想理想国的蓝本。其次，希腊人个体的发展是建立在把整体社会分割成互相敌对的寡民小国的基础上。散落在山峪海岸和孤岛上的一个个独立的城邦象栅栏一样阻隔并局限了希腊人的心灵在人类和整体社会方面的发展。希腊城邦中的自由与民主都是与公民权联系在一起的。而那些被奴役的异族和别的城邦来的希腊人是不享有公民权的。“甚至在城内出生的希腊人，而他的父亲来自离城八或十英里畦头未耕之地以外的，也不在内。”(世界史纲韦尔斯著)古希腊历史上最为后人推崇的民主政体，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狭隘的公民权的固守，而公民在任何一个城邦中相对于奴隶和无法证明父母是本城邦的纯种后裔的人们总是一个少数的特权群体。因此这种所谓民主政体与“寡头政治”之间的差别远不如今天人们头脑中的政治观念那么明显。
公民阶级垄断政权的一个明显的结果，是这些享有特权的人们的爱国精神具有强烈而狭隘的形式。他们和其他城邦可以结成同盟，但决不会同它们合并，因为合并就会剥夺他们赖以生存的各种利益。(世界史纲韦尔斯著)
希腊城邦公民阶级的狭隘性在城邦间的外部事物上造成了希腊世界的割据和永无休止的混战，而在城邦内部事物上形成一股顽固的保守与僵化了的政治思想氛围。这两个方面在希腊最值得骄傲的伯利克里的雅典时代表现得最为突出。
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这样称颂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
伯利克里时代雅典的成就，或许是一切历史上最令人惊奇的事件。突然之间，在胜利和财富和需要重建的刺激之下，出现了大批的建筑家、雕刻家和戏剧家，他们直到今天还是不可企及的，他们所产生的作品左右着后人直迄近代。当我们想到它的人口数量之少的时候，这一点就格外令人感到惊异了。无论在此以前或者自此而后，从来没有任何有同样比例的居民的地区曾经表现出来过任何事物足以和雅典这种高度完美的作品媲美。
如果再加上它所贡献出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我们对它的伟大就更加崇拜了。
雅典的这个全盛时期是两次对波斯的反入侵战争的结果。雅典在这两次战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那个希腊世界的霸主斯巴达，在这两次战争中却没有获得超过雅典的功绩和声望。公元前490年第一次抗击波斯的战争是雅典人单独取胜的。一个叫裴迪皮德斯的雅典人在四十八小时内跑了近一百英里，到斯巴达去求援，但斯巴达人并没有参加战争。
几年后，波斯第二次入侵希腊，斯巴达人在温泉关的那次失败的坚守中显示了军人最高的光荣，但最后仍然是雅典的海军取得了海战的胜利并促使波斯人撤走了陆地上的军队。
雅典成了反波斯同盟的核心。“根据盟约规定，任何成员国都有义务提供一定数量的船只或者代役金。”(罗素西方哲学史)大多数城邦都采取了缴纳代役金的办法。这样一来大量的金钱就被集中到了雅典。
伯利克里相信波斯人不会再来，而雅典在战争中又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于是他决定用各城邦的代役金修复重建雅典城。
伯利克里周围聚集着一批当时希腊思想文化方面的杰出人物，他们中最著名的有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苏格拉底称自己是他的学生，)有雕刻家菲迪亚斯，有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短短的几十年间，雅典成了希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成了世界上最富有、最美丽和最文明的地方。
但随着雅典，同时也是希腊文化的走向顶峰，希腊人的狭隘也开始充分显示出它的破坏力。
首先，在雅典的内部，伯利克里的成就和过于孤傲的性格特别是他超出城邦范围的政治胸怀引起那些同样自尊的普通雅典公民的不满。
普通投票者的强烈的自尊感即刻会反对他们四周高耸的美丽的建筑物(不要忘记他们是习惯于自家的简陋的土屋的)；反对向菲迪亚斯那样的雕塑家们所表示的超过受普通推崇的雕塑家的好感；反对给哈利卡纳苏斯的希罗多德那样一个仅仅是异邦的人捐赠款项;反对伯利克里和一个迈利特的妇女结伴和谈话，认为这种(对异邦人的)优遇对他们是一种侮辱。(世界史纲韦尔斯著)
伯利克里的朋友被判罚，并逐出雅典。那位迈利特邦的女人阿斯帕西娅也被控为“不虔敬而且治家无方”(罗素西方哲学史)。伯利克里面临在这位当时极少见的有学识和才华的妇女和他的母邦之间的选择。“前者是他生命的灵魂，后者是他曾经拯救、捍卫、并使它成了历史上比起任何其他城市更美丽、最令人难忘的一座城市。他挺身而出保护阿斯帕西娅，暴风雨般的满腔人类激情支配了他，演讲时，他声泪俱下，他的眼泪暂时挽救了阿斯帕西娅。”(世界史纲韦尔斯著)
但雅典人的情感同伯利克里的距离却愈加疏远了。他们越是把他看作自己的领袖、就越是不能容忍他同一个外邦的女人睡在一起。虽然他们的法规可以阻止他俩成为正式合法的夫妻，但却不能阻止他俩相爱并事实上生活在一起，这在雅典公民中激起极大的厌恶。他们通过喜剧来讽刺伯利克里，在一般人的街谈巷议中那个迈利特邦的女人更是随便怎样唾骂都不过分的发泄对象。
如果我告诉你这些狭隘的心性都体现在希腊的普通公民身上，你也许会不太满意，尤其在那些民粹主义者看来，凡是多数民众的主张总要比少数上层人物的主张更合理一些。但在古希腊却存在这样一种“奇怪”的事实。那引起为今天的民众同情的革命的普通公民们虽然在政治上促成了一种平均主义，但在思想文化上他们却是极其守旧的。雅典人反对伯利克里的哲学家朋友阿那克萨哥拉的主要原因，一是他是个外邦人，再就是他竟然声称世上根本没有神，而且他胆敢把神圣的太阳和月亮说成是一块红热的石头和一团泥土。就是这个不敬神的家伙，第一次把哲学带给了雅典人，并影响了雅典一代哲人如苏格拉底们的成长。但希腊人对于比自己更高明一些的外邦人有着天生的妒嫉。而且对于一切思想文化上不符合祖训的东西都怀恨在心。这样一来，希腊的那些思想文化上的杰出探索，大多数都是由少数今天的民粹主义者看来是反动的贵族或他们的“走狗”完成的。
以伯利克里的雅典为代表的希腊文明发展的黄金时代不仅受到来自内部的扼杀，而且还受到来自外部的破坏。斯巴达人早就对雅典的繁荣与文明看不顺眼，伯利克里治下雅典的灿烂光彩更让那一群终生练武，一文不名的战争机器难以忍受。与雅典截然相反的斯巴达是希腊世界的另一种范本。它所代表的是希腊人荷马时代的古风。
斯巴达公民的唯一职业就是战争，他从一出生就受战争的训练。经过部族首领的检查之后，病弱的孩子是要抛弃掉的；唯有被评为茁壮的孩子才能得到抚养。所有的男孩子都放在一所大学校里受训，一直到20岁为止；训练的目的是要使他们坚强，不怕痛苦，服从纪律。文化教育和科学教育都被认为是无意义的事；唯一的目的就是要造就全心全意为了国家的好战士。
斯达巴公民每人都拥有一块份地和为他们耕种的奴隶、他们从不必为衣食操心，但他们也没有经商的雅典人那种致富的可能。他们用的很少的一点钱是用铁制成的，只能在没有城墙的、乡村一样的斯巴达本邦内通行。他们的头脑非常单纯
，除了使自己的身体更加骄健敏捷，使自己的作战技巧更加精当外他们没有别的欲望，男女之间的性关系也只是为了给城邦多增加一些战士的手段。希腊别的城邦总是处于革命与动乱中，而斯巴达却几百年保持着内部的稳固，象一只休眠在岩石隙中的甲虫。
如果说在国家整体作战能力上再也没有比斯巴达更为成功的典范，那我同时还要说，再也没有比斯巴达那样在自我选定的有利生存的努力方向上特化到如此彻底的例证了。
斯巴达的特化是内外一致的。在遏制内部个体和整体的除作战以外一切其它发展可能的同时，它的外部政策就是坚决反对一切要把希腊各邦联合起来的努力。斯巴达战士的足迹从未印在伯罗奔尼苏半岛以外的任何地方。只要本邦不受到外敌的威胁，其他希腊城邦的命运他们是从不关心的。
正是出于这一狭隘城邦独立致上的特化观念，导致斯巴达对伯利克里领导雅典所做的，向着城邦联合和发展海外贸易及希腊文化的努力怀有刻骨的仇视。并最终导致了雅典与斯巴达之间长达三十年的伯罗奔尼苏战争。这场兄弟之战耗尽了希腊的热血与精力。
雅典被斯巴达的利剑劈倒，一场全部希腊历史上最富创造性的运动被淹没在血与火之中。希腊人从欧洲腹地广阔森林带到地中海沿岸文明圈的一股清新和富于活力的原始生气，终于干涸在爱琴海岸裸露的岩石上。在此之后虽然有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这师徒二代为希腊文明增添了耀眼的光辉。但他们的工作只是原始生命力勃发的先辈们创造性活动的总结；他们只是把实际生活中已有的东西变成可流传后世的语言和文字；是对一个正在死去的人的盖棺定论。
四
希腊人的心灵在对城邦和作为城邦主人的自我的珍爱中特化到什么程度，这一点我们还可以通过苏格拉底的例证来衡量一下。
苏格拉底是雅典第一位土生土长的哲学家。伯罗奔尼苏战争开始时他已是三十多岁的成年人了。战争结束后不久，七十多岁的老苏格拉底就被他的同胞判处了死刑。据说老人家死得十分安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在平静地同学生们讨论着人生和伦理方面的问题。后来时间到了，他象平时喝水一样喝下了鸩酒，把那些哭哭啼啼的人们打发到门外，自己静静地躺在木床上，象平时入睡一样，不声不响地结束了大脑的思考和终生不曾放弃的辩论。
雅典人之所以要除掉这位哲学家，是因为他们实在对他的讽刺与批驳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他们只是后悔，为什么没早一点想到“用鸩死他的办法来使他沉默，要比弥补他所指责的种种罪恶还要更容易些。”(罗素西方哲学史)
如果我告诉你，苏格拉底是因为同雅典民主政治作对才被处死的，你一定会感到困惑。事实上他一直被雅典贫困的和主张绝对民主的公民们看作是反动贵族的帮凶。因为那些贵族从他那里学来一套辩论的本领，使得他们在公民大会的辩论中更加难以对付。在希腊城邦的绝对民主制中，一切公共事物和官职都要靠抽签或用豆子拈阄的办法。天知道用这种象今天对彩票的摇奖机似的方式“选”出的人，是否具有他要就任的那个职务所需的知识。一般公民之所以要坚持这种办法决定，是因为这能保证不让那些受过教育的有钱人或象伯利克里那种杰出的人物常期占据政治优势，并且能保证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执政的可能。
如果今天某一个极崇拜希腊民主的人去参加一次希腊城邦中举行的公民大会，如果他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就会被会场上的混乱随意和完全凭一时兴起而做出决定的场面震惊。有的公民在做出了关系到某个人的政治前途甚至人身存亡的决定后，竟根本说不明白他究竟为什么投赞成票或反对票。
苏格拉底立场鲜明地反对这种盲目的“选举”
他对周围的人问：“如果我想修鞋我要去找谁呢？”
大家回答：“当然去找鞋匠啊！”
“那么，如果我要出海呢？”
“当然去找会使船的水手啊！”
最后，苏格拉底问：“如果我要找人来修理国家这条船呢？”
谁都清楚接下来的问题是：“这能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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