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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吝啬，一张嘴巴张起，只想吃别人，结了婚，夫人与他是天造的一对，地设的一双——同样吝啬。开始时，两夫妇都住在单位上，每到周末，他们就会举家到丈母娘家去度周末，美其名曰尽孝道。星期天晚上才回来。而且每次回家，都要从丈母娘家带回一大盅好吃的，一家人把这一盅吃到星期三，然后才上街卖点肉回来，放在菜凳上切得很响，让周围的人都知道他们在切肉。这点肉要吃到星期五，然后星期六又走丈母娘家去，这就是每周必行的功课，同事们都戏谑地称他们这是每周一锅。他们一家小三口，夫妇两都在城里工作，带一个孩子，经济应该是很宽松，但他们一家都非常的节约，买了洗衣机，但却从来不使用，说是费电又费水，结果洗衣机成了老鼠生儿下崽的巢穴；洗衣服的水从来都不会白白倒掉，第一道用来扫帚地板，然后再拿来冲厕所，第二道留起，下次再用；做饭烧天然气，都是一个端锅，一个擦火柴，说是这样少费气；到别人家白吃，每一次都在，但送礼的事就从来都不沾边，他家也从来没有请过别人，工作这么多年了，同事们还不知道他家的门横开还是顺开。存了钱，却不买房，一直住在单位的老房子里，后来单位要建房，折了原来的老房子，他们一家也不参加联建，就跑回丈母娘家挤到住。
听了同事们的话，我却将信将疑：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会有这样的人吗？他们都生活在城市里，而且年龄也不大啊。
在后来的工作中，我见识了该股长的吝啬。股长抽烟，但他的口袋里时常都有两种烟，一种高级点的红梅、红塔山之类（这些烟在当时都算高级的），还有一种就是朝阳桥、甚至是蓝雁之流了。一个抽烟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差异啊？我带着疑问观察，这才发现：好烟都是来客放在办公桌上的，不好的烟才是他自己买的。别人散烟时，尽管他正在抽起，只要他一看见，就会马上把自己的烟掐熄，放回衣兜里，去抽别人的。上班时间，他喜欢到别人的办公室去“视察”见到别人桌子上有烟，就捡起来装进自己的口袋里。如果有人请客吃饭是在馆子里的话，又不送礼的那种，他回家了都会带着全家，打的而来，当的士到了馆子门前，夫人儿子都下车了，主人出来迎接了，他却还没有下车，主人上前一看，原来他还在这个口袋摸摸，那个口袋翻翻，四处都找不到钱来开车费。主人见状，当然就只好先给他开了，他还总是说：“我有钱啊，这怎么就找不到了呢？不好意思啊。”饭吃了临走时时，他还要在桌子上拿一包好烟。人们都瞧不起他，但他坐在领导的位子上，又不好得罪他，也就哑巴吃黄连了。
股长一件皮衣，是人造革的，外面开了小缝了，但股长仍然舍不得扔，整个冬季，都几乎穿在身上，人们戏谑的称它为永久牌皮衣。股长的夫人，一个新时代的女性，也同样节约，自己的工资不用，姐妹们穿旧了的衣服，一包包的捡回来，自己穿，孩子穿，一双七十年代的塑料凉鞋，穿到了九十年代，补丁重补丁，照样穿起上班。他们家，头发长了自家相互理，孩子读大学了，头发也是股长给他理，尽管同事们都嘲笑他们一家的剪头手艺，像狗啃的，但他们丝毫不在意。几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
股长一家看重钱，但又没有葛朗台的算计。第一次，城里有个老板集资，利润相当丰厚，股长去参与了，哪想第一个月的分红后，该老板就走了下坡路，最后连老本都被吞了。股长痛心疾首，发誓再不相信私人企业了。第二次单位集资，这下可信了，股长把整个家底都投进来了，还没有等到单位红火，单位就被共产党买了。原有职工，分到其他单位另作安排，原单位的债务，让政府理清后再另行处理。这一下，股长也被免职了，既没有权，也没有利了，家底在哪里？是否还要得回来？谁都没有底。这下，股长又慌了，四处打听，逢人便问。但谁都没有，也不能给他确切的消息。这样，在惶恐不安中度过了两年，消息终于来了。原单位是非法集资，只还本，不还息。本钱是得到了，但这时的本钱拿来，还不够买一套房子啊，而当时股长拿进去时，他的钱就足够买两套房子啊！
股长亏了，但一个人的习惯就是改不掉。现在股长没有当了，来进贡的人没有了，请吃饭的机会也少了。但孩子大了啊，又有了好工作了，不要家里负担啊！他的钱，又借给了现在的单位，收高利息去了。股长还是挤在丈母娘家住，那件永久牌皮衣也还在穿，只不过是兜里的烟只有一种了，并且一支烟要做成两次抽，抽了一半后，把它掐熄，剩下的那一半夹在耳根后面，一个钟头后再抽。如果你不信，哪天你来山城，在大街上看到一位身穿裂缝皮衣，耳朵上夹着半支烟的那个中年男子，肯定是我们股长无疑了。
是吝啬，一张嘴巴张起，只想吃别人，结了婚，夫人与他是天造的一对，地设的一双——同样吝啬。开始时，两夫妇都住在单位上，每到周末，他们就会举家到丈母娘家去度周末，美其名曰尽孝道。星期天晚上才回来。而且每次回家，都要从丈母娘家带回一大盅好吃的，一家人把这一盅吃到星期三，然后才上街卖点肉回来，放在菜凳上切得很响，让周围的人都知道他们在切肉。这点肉要吃到星期五，然后星期六又走丈母娘家去，这就是每周必行的功课，同事们都戏谑地称他们这是每周一锅。他们一家小三口，夫妇两都在城里工作，带一个孩子，经济应该是很宽松，但他们一家都非常的节约，买了洗衣机，但却从来不使用，说是费电又费水，结果洗衣机成了老鼠生儿下崽的巢穴；洗衣服的水从来都不会白白倒掉，第一道用来扫帚地板，然后再拿来冲厕所，第二道留起，下次再用；做饭烧天然气，都是一个端锅，一个擦火柴，说是这样少费气；到别人家白吃，每一次都在，但送礼的事就从来都不沾边，他家也从来没有请过别人，工作这么多年了，同事们还不知道他家的门横开还是顺开。存了钱，却不买房，一直住在单位的老房子里，后来单位要建房，折了原来的老房子，他们一家也不参加联建，就跑回丈母娘家挤到住。
听了同事们的话，我却将信将疑：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会有这样的人吗？他们都生活在城市里，而且年龄也不大啊。
在后来的工作中，我见识了该股长的吝啬。股长抽烟，但他的口袋里时常都有两种烟，一种高级点的红梅、红塔山之类（这些烟在当时都算高级的），还有一种就是朝阳桥、甚至是蓝雁之流了。一个抽烟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差异啊？我带着疑问观察，这才发现：好烟都是来客放在办公桌上的，不好的烟才是他自己买的。别人散烟时，尽管他正在抽起，只要他一看见，就会马上把自己的烟掐熄，放回衣兜里，去抽别人的。上班时间，他喜欢到别人的办公室去“视察”见到别人桌子上有烟，就捡起来装进自己的口袋里。如果有人请客吃饭是在馆子里的话，又不送礼的那种，他回家了都会带着全家，打的而来，当的士到了馆子门前，夫人儿子都下车了，主人出来迎接了，他却还没有下车，主人上前一看，原来他还在这个口袋摸摸，那个口袋翻翻，四处都找不到钱来开车费。主人见状，当然就只好先给他开了，他还总是说：“我有钱啊，这怎么就找不到了呢？不好意思啊。”饭吃了临走时时，他还要在桌子上拿一包好烟。人们都瞧不起他，但他坐在领导的位子上，又不好得罪他，也就哑巴吃黄连了。
股长一件皮衣，是人造革的，外面开了小缝了，但股长仍然舍不得扔，整个冬季，都几乎穿在身上，人们戏谑的称它为永久牌皮衣。股长的夫人，一个新时代的女性，也同样节约，自己的工资不用，姐妹们穿旧了的衣服，一包包的捡回来，自己穿，孩子穿，一双七十年代的塑料凉鞋，穿到了九十年代，补丁重补丁，照样穿起上班。他们家，头发长了自家相互理，孩子读大学了，头发也是股长给他理，尽管同事们都嘲笑他们一家的剪头手艺，像狗啃的，但他们丝毫不在意。几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
股长一家看重钱，但又没有葛朗台的算计。第一次，城里有个老板集资，利润相当丰厚，股长去参与了，哪想第一个月的分红后，该老板就走了下坡路，最后连老本都被吞了。股长痛心疾首，发誓再不相信私人企业了。第二次单位集资，这下可信了，股长把整个家底都投进来了，还没有等到单位红火，单位就被共产党买了。原有职工，分到其他单位另作安排，原单位的债务，让政府理清后再另行处理。这一下，股长也被免职了，既没有权，也没有利了，家底在哪里？是否还要得回来？谁都没有底。这下，股长又慌了，四处打听，逢人便问。但谁都没有，也不能给他确切的消息。这样，在惶恐不安中度过了两年，消息终于来了。原单位是非法集资，只还本，不还息。本钱是得到了，但这时的本钱拿来，还不够买一套房子啊，而当时股长拿进去时，他的钱就足够买两套房子啊！
股长亏了，但一个人的习惯就是改不掉。现在股长没有当了，来进贡的人没有了，请吃饭的机会也少了。但孩子大了啊，又有了好工作了，不要家里负担啊！他的钱，又借给了现在的单位，收高利息去了。股长还是挤在丈母娘家住，那件永久牌皮衣也还在穿，只不过是兜里的烟只有一种了，并且一支烟要做成两次抽，抽了一半后，把它掐熄，剩下的那一半夹在耳根后面，一个钟头后再抽。如果你不信，哪天你来山城，在大街上看到一位身穿裂缝皮衣，耳朵上夹着半支烟的那个中年男子，肯定是我们股长无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