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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朔日朝会所公布的人事政令，真有几分平地惊雷的味道。不独诸财司官员们大感震惊，就连那些原本抨议财司官员行政效率低下的朝士们也多生出一股风雨欲来的感觉。
大唐朝廷自有一整套完善的文书勾检制度，大体上分为自勾与他勾。诸司掌印主簿便是当司勾检官，负责本司行政产生的文书勾检，每季一报，上合都省，每年再由尚书都省进行隐漏审察。
至于他勾，便是由专司勾检的部门进行系统性的勾检，财政勾检最重要的部门便是刑部下属的比部。比部因此号称周知内外之经费而总勾之，是整个朝廷最重要也是最后一道财政审核机构。
这样的安排也体现出三省六部之中的分权制衡思想，比部专司财政勾检，但本身却并不具有财政度支的权力。
尽管勾权独重，但却仅仅只是刑部下属一曹，既没有执法权，也没有行政权。想要完善行使其勾检权力，仍需户部中的金部与仓部执行配合，每有察发隐漏，则需御史台、大理寺等执行追审。
理论上而言，内外官府勾官都可以算作比部的下属同僚，但实际上诸司勾官各有上司，与比部并没有上下隶属关系。所以在诸京司当中，比部也算是颇为特殊一个，号为独司，另有一个不太好听的别号，那就是纸坟。
诸如大唐这样庞大的政权，每季每年所产生的财政收支情况可谓浩如烟海，而这些行政程序结果都以文书呈现，比部所需要勾检的文书总量之大可想而知。
财政审计又需要保持相对的独立性，比部在司官吏们只有这么多，那真是只要坐下去就有文山文海将人淹没，跟提前进了坟堆也没有区别。由此可见官员们给诸司取别号的时候，也是充满了恶趣的幽默。
此前朝臣们忧虑财司效率缓慢，就是因为诸司自勾、汇入都省之后，按照流程还需要由比部进行勾检，世博会各项财利收益才可纳入库藏并作度支。
世博会所涉钱款事项极多，诸司勾计都用了一个多月还没了结，相关文书若再转入比部这个纸坟，只怕明年三月都未有定论。眼看着一座座金山摆在眼前却因流程所限，不能分润些许，朝臣们焦虑有加也是理所当然。
现在朝廷专置勾院，以两员大臣为使、汇聚诸司勾官勾检事项，效率自然提了上来，也算是切实应急的需要。
而且往腹黑里说，原本诸司自勾的程序进行的这么慢，所涉钱款事项又如此惊人，究竟是为了勾检得失还是抹平账目，也实在是让人心生疑窦。
早在朝廷公布政令之前，其实御史台诸御史们已经闻腥而动，出没于诸司衙堂与财司官员们府邸之间，所存的正是类似的心思，想要从当中勾出几条肥羊出来。
若朝廷政令仅止于此，群臣们多数也都觉得理所当然。可是这勾院除了具有勾检职能之外，居然还配给了甲兵，等于是掌握了一定的执法权，这就不得不让人心生凛然了。
京中台省曹司虽多，但能直接掌握兵权的却几乎没有，哪怕是政事堂以及新设总掌兵事的枢密院，也要通过别的书令程序才能调度人马。而这新设的勾院，却能直接在衙下养兵，危险性便陡增起来。
眼见到群臣凛然模样，李潼不免微微一笑。财赋历来都是立国之根本，特别因世博会所衍生出来的一系列收入，都是在原本政府收入之外的新财源，无论怎么重视都不为过。
商贸的收入不同于以往的赋税收入，天下籍户田亩在一定时期内自有定数，对此进行的勾检可以按照流程进行。
可是商贸的一大特点就是高流通性，若再用旧法子实施监察，就算查出来什么问题，相关人事及罪证只怕也早已经消失一空。
所以针对这方面财政的管理与审计，必须要灵活高效，为此不惜诸权汇于一司。
勾院文武二使配合行事，格辅元与朱敬则都是官德极高的人选，而郭达则是他绝对的心腹爪牙。为了避免宰相当司典兵的情况，他还特意罢免了格辅元的相位。
从高宗时期开始，尚书左右仆射便加同中书门下号参政，到了开元年间不加参政号者便不属于宰相，唯当省直事。
若是寻常时节，朝廷做出这样的新人事决定，少不了会生出一通争执。
诸如枢密院的设置，就是用了很长的时间，从行台时期开始便分设小司，一直到了去年张仁愿入朝才正式设立枢密院，诸司公务纳入一院又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至于设立更早的集英馆，眼下仍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存在，还是遭到旧有机构的排斥。
像在不久前开始的冬集铨选中，李潼提议集英馆诸学士的观历注入官资中，却遭到了选司与宰相们的反对。至于理由，则就是集英诸员虽伴驾近侍，但却功不彰于朝轨、事不明于典章，凭幸注资，恐乱选法！
朝臣们反对理由也很正当，集英馆眼下只是近侍备问，甚至连真正的侍臣都算不上，两名学士李峤与马怀素都是以别职在馆，下属的馆生有的干脆连正经官身都无，也实在是无从注历考核。
若连这样的存在都纳入官资之中进行铨授，那选法的标准就遭到破坏了。如此官资的含金量完全无从体现，难免会遭到鱼目混珠的讥讽，甚至还不如摆明了走后门的斜封官。
哪怕身为帝王，也有绕不开的规矩，制度之所存在，意义不只在于能否切实执行，更在于提供了一个行事的是非标准。
这里面也有一个比较显著的例子，那就是早年的宰相刘祎之。
刘祎之北门学士出身，原本也算是女皇心腹，却在武周革命前夕因为反对武则天称制而遭到杀害，临死之前还要说上一句“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
人的身份立场不同，所秉承的坚持便不同。刘祎之北门得幸，高居宰执后便要维护中书、门下的制度。虽然最终难免一死，但由此一言可以宣告他是遭到了冤杀，而非确有其罪。
李潼这一次之所以能一步到位的设置勾院，且不遭到宰相与群臣的反对，一则是勾院所处理的乃是旧体制不能处理的新问题，二则此事的确迫在眉睫、事关重大。
如果没有这些条件的存在，眼下朝堂中怕就要出现两三个犯言直谏的人，甚至就连朱敬则这个坚持原则的宪台长官怕都要抗拒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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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朔日朝会所公布的人事政令，真有几分平地惊雷的味道。不独诸财司官员们大感震惊，就连那些原本抨议财司官员行政效率低下的朝士们也多生出一股风雨欲来的感觉。
大唐朝廷自有一整套完善的文书勾检制度，大体上分为自勾与他勾。诸司掌印主簿便是当司勾检官，负责本司行政产生的文书勾检，每季一报，上合都省，每年再由尚书都省进行隐漏审察。
至于他勾，便是由专司勾检的部门进行系统性的勾检，财政勾检最重要的部门便是刑部下属的比部。比部因此号称周知内外之经费而总勾之，是整个朝廷最重要也是最后一道财政审核机构。
这样的安排也体现出三省六部之中的分权制衡思想，比部专司财政勾检，但本身却并不具有财政度支的权力。
尽管勾权独重，但却仅仅只是刑部下属一曹，既没有执法权，也没有行政权。想要完善行使其勾检权力，仍需户部中的金部与仓部执行配合，每有察发隐漏，则需御史台、大理寺等执行追审。
理论上而言，内外官府勾官都可以算作比部的下属同僚，但实际上诸司勾官各有上司，与比部并没有上下隶属关系。所以在诸京司当中，比部也算是颇为特殊一个，号为独司，另有一个不太好听的别号，那就是纸坟。
诸如大唐这样庞大的政权，每季每年所产生的财政收支情况可谓浩如烟海，而这些行政程序结果都以文书呈现，比部所需要勾检的文书总量之大可想而知。
财政审计又需要保持相对的独立性，比部在司官吏们只有这么多，那真是只要坐下去就有文山文海将人淹没，跟提前进了坟堆也没有区别。由此可见官员们给诸司取别号的时候，也是充满了恶趣的幽默。
此前朝臣们忧虑财司效率缓慢，就是因为诸司自勾、汇入都省之后，按照流程还需要由比部进行勾检，世博会各项财利收益才可纳入库藏并作度支。
世博会所涉钱款事项极多，诸司勾计都用了一个多月还没了结，相关文书若再转入比部这个纸坟，只怕明年三月都未有定论。眼看着一座座金山摆在眼前却因流程所限，不能分润些许，朝臣们焦虑有加也是理所当然。
现在朝廷专置勾院，以两员大臣为使、汇聚诸司勾官勾检事项，效率自然提了上来，也算是切实应急的需要。
而且往腹黑里说，原本诸司自勾的程序进行的这么慢，所涉钱款事项又如此惊人，究竟是为了勾检得失还是抹平账目，也实在是让人心生疑窦。
早在朝廷公布政令之前，其实御史台诸御史们已经闻腥而动，出没于诸司衙堂与财司官员们府邸之间，所存的正是类似的心思，想要从当中勾出几条肥羊出来。
若朝廷政令仅止于此，群臣们多数也都觉得理所当然。可是这勾院除了具有勾检职能之外，居然还配给了甲兵，等于是掌握了一定的执法权，这就不得不让人心生凛然了。
京中台省曹司虽多，但能直接掌握兵权的却几乎没有，哪怕是政事堂以及新设总掌兵事的枢密院，也要通过别的书令程序才能调度人马。而这新设的勾院，却能直接在衙下养兵，危险性便陡增起来。
眼见到群臣凛然模样，李潼不免微微一笑。财赋历来都是立国之根本，特别因世博会所衍生出来的一系列收入，都是在原本政府收入之外的新财源，无论怎么重视都不为过。
商贸的收入不同于以往的赋税收入，天下籍户田亩在一定时期内自有定数，对此进行的勾检可以按照流程进行。
可是商贸的一大特点就是高流通性，若再用旧法子实施监察，就算查出来什么问题，相关人事及罪证只怕也早已经消失一空。
所以针对这方面财政的管理与审计，必须要灵活高效，为此不惜诸权汇于一司。
勾院文武二使配合行事，格辅元与朱敬则都是官德极高的人选，而郭达则是他绝对的心腹爪牙。为了避免宰相当司典兵的情况，他还特意罢免了格辅元的相位。
从高宗时期开始，尚书左右仆射便加同中书门下号参政，到了开元年间不加参政号者便不属于宰相，唯当省直事。
若是寻常时节，朝廷做出这样的新人事决定，少不了会生出一通争执。
诸如枢密院的设置，就是用了很长的时间，从行台时期开始便分设小司，一直到了去年张仁愿入朝才正式设立枢密院，诸司公务纳入一院又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至于设立更早的集英馆，眼下仍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存在，还是遭到旧有机构的排斥。
像在不久前开始的冬集铨选中，李潼提议集英馆诸学士的观历注入官资中，却遭到了选司与宰相们的反对。至于理由，则就是集英诸员虽伴驾近侍，但却功不彰于朝轨、事不明于典章，凭幸注资，恐乱选法！
朝臣们反对理由也很正当，集英馆眼下只是近侍备问，甚至连真正的侍臣都算不上，两名学士李峤与马怀素都是以别职在馆，下属的馆生有的干脆连正经官身都无，也实在是无从注历考核。
若连这样的存在都纳入官资之中进行铨授，那选法的标准就遭到破坏了。如此官资的含金量完全无从体现，难免会遭到鱼目混珠的讥讽，甚至还不如摆明了走后门的斜封官。
哪怕身为帝王，也有绕不开的规矩，制度之所存在，意义不只在于能否切实执行，更在于提供了一个行事的是非标准。
这里面也有一个比较显著的例子，那就是早年的宰相刘祎之。
刘祎之北门学士出身，原本也算是女皇心腹，却在武周革命前夕因为反对武则天称制而遭到杀害，临死之前还要说上一句“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
人的身份立场不同，所秉承的坚持便不同。刘祎之北门得幸，高居宰执后便要维护中书、门下的制度。虽然最终难免一死，但由此一言可以宣告他是遭到了冤杀，而非确有其罪。
李潼这一次之所以能一步到位的设置勾院，且不遭到宰相与群臣的反对，一则是勾院所处理的乃是旧体制不能处理的新问题，二则此事的确迫在眉睫、事关重大。
如果没有这些条件的存在，眼下朝堂中怕就要出现两三个犯言直谏的人，甚至就连朱敬则这个坚持原则的宪台长官怕都要抗拒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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