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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将叛乱者与普通民众们对立起来,并且彼此之间有了实际利益的冲突。这一策略就很合李潼胃口,别说什么鼓励告密不利于民风教化,真要乡民同仇敌忾、搞个魏府牙兵的下克上把戏,谁被克谁难受。
至于第三条,就是拆分州治,将相州一拆为三,并且将漕运沿线独立设置,归朝廷直接管辖,沿漳水设立官屯。
第四条就是三州量田计口,进行比较彻底的均田。
第五条则就是移民,州县多丁高户内迁河洛,以充实都畿。
五条计策,一条比一条凶狠。首先将叛乱宽大处理,从而维持一个宽松有序的氛围,让相州局势最快恢复安定。第二条则就亮出獠牙,让参与叛乱者输钱免罪,同时于乡境中制造对立,让谋乱者不能挑拨乡情、对抗朝廷。
第三条那就更狠了,直接把相州这个过于庞大集中的州治给肢解拆分,并且将朝廷的控制力沿漕运直接插入州境中。在没有了相州这个相对庞大的行政机构后,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更加入微,接下来就是将地区资源重新分配,从而化解豪强盘踞乡野的局面。
最后就是收官了,剩下一些过于顽强的乡间土豪们,直接连人口带家产统统集中到都畿附近,处于朝廷的直接控制中。
在看完了集英馆提交给自己的这个方案后,李潼也不禁感慨,怪不得河北那些土豪士绅们对自己不怎么感冒。无论是此前河东天兵道的骚乱,还是这一次河北几州的闹乱中,都存在这些人的身影。
也不能说因为自己一直没有直接管理河北相关的事务、以至于河北时流对自己不熟悉而有所抗拒,他们真要熟悉起来,只怕早就揭竿而起了。
但无论怎么说,河北、特别是河北南部诸州,钱粮富足、人口稠密,是大唐版图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帝国统治得以维系的基石之一。
此前过于松散粗犷的统治的确是不利于地区的长期稳定,借着这一次的平叛定乱,的确是需要建立起一套更加缜密周全的统治。而相州此境,就是进行改革与磨合的地点。
在将集英馆定乱计划权衡一番后,李潼又拿起笔来增加了一条漕兵制。在完成了河北普遍均田后,凡所受田丁户在耕三年则应役一年为护漕之兵,三番应役之后转为团练户,不加杂役,但须响应朝廷征募,五十可以免征。
河北的经济实力和潜力都是极大的,特别是在黄河还没有泛滥成灾的当下,且河北民风尚勇,是上佳的兵源地。
这从后世伴随大唐始终的河北藩镇就能看得出来,所谓唐之弱,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以河北之弱也。当然这种诡异的局面,主要还是统治结构的问题,但河北人的勇武也不容小觑。
当然,底子好并不意味着拉起来就能用,比如王孝杰两百家奴就能直突相州几千叛军,还有历史上武周河北募兵与契丹打的几场糊涂仗。后世河北牙兵之所以威名赫赫,那也是长期战乱所磨练出来的。
眼下河北这幅鬼样子,显然不适合进行大规模的兵员征募,河北平民还没有普遍受到朝廷的仁政惠利,而豪强阶层对他又不太感冒,就算把人马招募起来,刀锋向谁可不好说。
幸在李潼起家从来也不是说靠的哪一个官僚群体,当下世道中规模最大的关陇勋贵与河北世族,可以说跟他关系都是马马虎虎。
所以他行事起来也不必受到太多的旧规则约束,通过关中几年针对关陇勋贵们的打压,已经初步建立起一个还算稳定且实力不弱的基本盘,内外大军近二十万,不说怼天怼地,起码当下是没有一个政治联盟能在极短时间内便发展壮大到跟他抬硬杠的程度。
大唐均田制遭到破坏,一方面在于旧势力清扫的力度不够,另一方面就在于新权贵的玩命兼并,以至于官府所掌握的可做授田的耕地始终处于实际需求量的水平以下。
这其中作为顽疾重灾区的关中已经被李潼收拾的差不多了,这也得益于他两个叔叔以生命为代价的搞事情、诱使关陇勋贵们飞蛾扑火一般的加入到中枢权力斗争中来,才让李潼既能从容分配乡土资产,又有足够的理由干掉一大批的权贵大地主。
河北土地兼并的情况虽然也有,但程度较之关中又要轻了一些。特别是那些乡土豪强们并没有两京这样的权力中心作为舞台,各自乡势虽然不弱,但却没有一个高度的整体整合,而是分散于诸州县之间,这也给朝廷集中力量、分别击破提供了时间。
所以在河北初步的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样的目标,难度较之关中是要小了很多。通过十几年时间,在河北建立起一个普遍的兵役制度,算是一个比较稳健的节奏,李潼认为值得一试,而且朝廷的统治力也会逐年递增,能够最大程度避免失控的风险。
加上李潼所增补的这个漕兵制,集英馆所递交上来的这份建议书,便可以说是河北未来十年军政统治的一个基本方针,接下来只需要在推行的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于框架内进行一定的调整。
在征询了宋璟的意见后,李潼便又提笔拟书,以宋璟为中书舍人并检校相州司马,入州负责相州的定乱复治问题。
与此同时,他又下达了一条军令,着令内外闲厩再募集一万匹战马发往河北以助冀北道大军军势,提高官军的机动力,尽快对河北南部诸州进行扫荡肃清,重新回到朝廷的控制中来。
接着又是一道书令递到政事堂,着令在朝三品以上官员举荐堪为方牧的臣员,随冀北道定乱进程择优入州就职,颁行朝廷政令。
这其中,他提拔了一个人选担任魏州刺史,那就是被罢相不久的前宰相张锡。
虽然他对张锡这个人不太认可,但也不得不承认张锡两度拜相,是在朝河北士人们的一个代表。这样的人物如何使用,对于河北世族们了解与猜测朝廷态度是有着不小的指向性。
既然现在还不到图穷匕见的时刻,那不妨以此向河北士人们表示一下,朝廷还是愿意跟你们好好处的,你们不要再作死,否则老子真有可能控制不住自己。
当然,委派张锡担任魏州刺史的同时,李潼又任命张嘉贞为右台监察御史,并检校魏州长史,随张锡一同赴州,兼领河北道黜陟事宜。
同时,裴守真任命为怀州刺史,同日渡河北上,并以怀州为河北军资聚散中心,为河北战事下一步的发展进行军资筹备。
做完一系列河北人事任命的决策后,李潼才停下来稍作休息,并顺手再拿起相州叛员们供词细读起来,继续开拓一下自己的思路。一番细览之后,居然让他在这些叛员们当中发现了一个宝藏男孩。
于将叛乱者与普通民众们对立起来,并且彼此之间有了实际利益的冲突。这一策略就很合李潼胃口,别说什么鼓励告密不利于民风教化,真要乡民同仇敌忾、搞个魏府牙兵的下克上把戏,谁被克谁难受。
至于第三条,就是拆分州治,将相州一拆为三,并且将漕运沿线独立设置,归朝廷直接管辖,沿漳水设立官屯。
第四条就是三州量田计口,进行比较彻底的均田。
第五条则就是移民,州县多丁高户内迁河洛,以充实都畿。
五条计策,一条比一条凶狠。首先将叛乱宽大处理,从而维持一个宽松有序的氛围,让相州局势最快恢复安定。第二条则就亮出獠牙,让参与叛乱者输钱免罪,同时于乡境中制造对立,让谋乱者不能挑拨乡情、对抗朝廷。
第三条那就更狠了,直接把相州这个过于庞大集中的州治给肢解拆分,并且将朝廷的控制力沿漕运直接插入州境中。在没有了相州这个相对庞大的行政机构后,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更加入微,接下来就是将地区资源重新分配,从而化解豪强盘踞乡野的局面。
最后就是收官了,剩下一些过于顽强的乡间土豪们,直接连人口带家产统统集中到都畿附近,处于朝廷的直接控制中。
在看完了集英馆提交给自己的这个方案后,李潼也不禁感慨,怪不得河北那些土豪士绅们对自己不怎么感冒。无论是此前河东天兵道的骚乱,还是这一次河北几州的闹乱中,都存在这些人的身影。
也不能说因为自己一直没有直接管理河北相关的事务、以至于河北时流对自己不熟悉而有所抗拒,他们真要熟悉起来,只怕早就揭竿而起了。
但无论怎么说,河北、特别是河北南部诸州,钱粮富足、人口稠密,是大唐版图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帝国统治得以维系的基石之一。
此前过于松散粗犷的统治的确是不利于地区的长期稳定,借着这一次的平叛定乱,的确是需要建立起一套更加缜密周全的统治。而相州此境,就是进行改革与磨合的地点。
在将集英馆定乱计划权衡一番后,李潼又拿起笔来增加了一条漕兵制。在完成了河北普遍均田后,凡所受田丁户在耕三年则应役一年为护漕之兵,三番应役之后转为团练户,不加杂役,但须响应朝廷征募,五十可以免征。
河北的经济实力和潜力都是极大的,特别是在黄河还没有泛滥成灾的当下,且河北民风尚勇,是上佳的兵源地。
这从后世伴随大唐始终的河北藩镇就能看得出来,所谓唐之弱,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以河北之弱也。当然这种诡异的局面,主要还是统治结构的问题,但河北人的勇武也不容小觑。
当然,底子好并不意味着拉起来就能用,比如王孝杰两百家奴就能直突相州几千叛军,还有历史上武周河北募兵与契丹打的几场糊涂仗。后世河北牙兵之所以威名赫赫,那也是长期战乱所磨练出来的。
眼下河北这幅鬼样子,显然不适合进行大规模的兵员征募,河北平民还没有普遍受到朝廷的仁政惠利,而豪强阶层对他又不太感冒,就算把人马招募起来,刀锋向谁可不好说。
幸在李潼起家从来也不是说靠的哪一个官僚群体,当下世道中规模最大的关陇勋贵与河北世族,可以说跟他关系都是马马虎虎。
所以他行事起来也不必受到太多的旧规则约束,通过关中几年针对关陇勋贵们的打压,已经初步建立起一个还算稳定且实力不弱的基本盘,内外大军近二十万,不说怼天怼地,起码当下是没有一个政治联盟能在极短时间内便发展壮大到跟他抬硬杠的程度。
大唐均田制遭到破坏,一方面在于旧势力清扫的力度不够,另一方面就在于新权贵的玩命兼并,以至于官府所掌握的可做授田的耕地始终处于实际需求量的水平以下。
这其中作为顽疾重灾区的关中已经被李潼收拾的差不多了,这也得益于他两个叔叔以生命为代价的搞事情、诱使关陇勋贵们飞蛾扑火一般的加入到中枢权力斗争中来,才让李潼既能从容分配乡土资产,又有足够的理由干掉一大批的权贵大地主。
河北土地兼并的情况虽然也有,但程度较之关中又要轻了一些。特别是那些乡土豪强们并没有两京这样的权力中心作为舞台,各自乡势虽然不弱,但却没有一个高度的整体整合,而是分散于诸州县之间,这也给朝廷集中力量、分别击破提供了时间。
所以在河北初步的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样的目标,难度较之关中是要小了很多。通过十几年时间,在河北建立起一个普遍的兵役制度,算是一个比较稳健的节奏,李潼认为值得一试,而且朝廷的统治力也会逐年递增,能够最大程度避免失控的风险。
加上李潼所增补的这个漕兵制,集英馆所递交上来的这份建议书,便可以说是河北未来十年军政统治的一个基本方针,接下来只需要在推行的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于框架内进行一定的调整。
在征询了宋璟的意见后,李潼便又提笔拟书,以宋璟为中书舍人并检校相州司马,入州负责相州的定乱复治问题。
与此同时,他又下达了一条军令,着令内外闲厩再募集一万匹战马发往河北以助冀北道大军军势,提高官军的机动力,尽快对河北南部诸州进行扫荡肃清,重新回到朝廷的控制中来。
接着又是一道书令递到政事堂,着令在朝三品以上官员举荐堪为方牧的臣员,随冀北道定乱进程择优入州就职,颁行朝廷政令。
这其中,他提拔了一个人选担任魏州刺史,那就是被罢相不久的前宰相张锡。
虽然他对张锡这个人不太认可,但也不得不承认张锡两度拜相,是在朝河北士人们的一个代表。这样的人物如何使用,对于河北世族们了解与猜测朝廷态度是有着不小的指向性。
既然现在还不到图穷匕见的时刻,那不妨以此向河北士人们表示一下,朝廷还是愿意跟你们好好处的,你们不要再作死,否则老子真有可能控制不住自己。
当然,委派张锡担任魏州刺史的同时,李潼又任命张嘉贞为右台监察御史,并检校魏州长史,随张锡一同赴州,兼领河北道黜陟事宜。
同时,裴守真任命为怀州刺史,同日渡河北上,并以怀州为河北军资聚散中心,为河北战事下一步的发展进行军资筹备。
做完一系列河北人事任命的决策后,李潼才停下来稍作休息,并顺手再拿起相州叛员们供词细读起来,继续开拓一下自己的思路。一番细览之后,居然让他在这些叛员们当中发现了一个宝藏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