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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焦作斌，就喜欢信口开河。”
我说：“我们关停一号矿场的当天，焦作斌就跟当时的红庙乡党委书记汤吉祥打了电话，让汤吉祥马上去矿场，不要关停焦作斌的矿场。”
“汤吉祥去一号矿场了吗？”赵书记问。
“去了啊。”
“汤吉祥没说什么啊？”
“他什么都没说，见到我后，一声不吭。”
“这是怕你啊。”赵书记说。
我说：“在我办公室里，我漫不经心地问焦作斌，汤吉祥好歹是一名乡党委书记，他凭什么听你的啊，你叫他去，他就去？”
“焦作斌怎么回答？”赵书记问。
“焦作斌说，他不听我的，听谁的？他就是我养的一条狗，我要他到哪他就得到哪，我要他咬谁他就得咬谁。”
我说：“这就是焦作斌毫不隐晦，毫无顾忌地对我说的原话。信不信由你。”
我说：“焦作斌说，汤吉祥是个废物，是头蠢猪。一点问题都解决不了。”
我对焦作斌说：“不能让你重新开工，你怎么办呢？关停一天损失很大啊。”
“损失肯定很大，焦作斌怎么说？”
我说：“是啊，每天这么大的损失，焦作斌心疼啊。他问了一下，关停矿场是县环保局开的单子。他就找了环保局局长胡同方。胡同方说，只要有一个领导同意不关停，就马上撤销关停的单子。绝不耽误焦作斌一分钟时间。”
我说：“于是，焦作斌就找了他说的一圈人，包括市县说话都很有分量的领导，名单我就不一一说了。谁知道，胡同方软硬不吃。谁要他撤销关停矿场的单子，他就让谁写条子。空口无凭，立此为证。结果，领导们都不愿意写条子。焦作斌矿场重新开工的事，就黄了。”
我说：“焦作斌用尽了办法，毫无结果后，万不得已，找到我这里来了。”
我说：“焦作斌对我说，胡同方这个犟东西，得罪了这么多人，肯定没好果子吃。”
我说：“不知道谁跟焦作斌参谋了什么，说找谁都没有用，只有找县委书记有用。所以，焦作斌就来找我了。”
我说：“焦作斌要我跟胡同方发个话，或者，打个电话，让胡同方这个犟东西，不要继续关停他的矿场。”
“你发话了，打电话了吗？”赵书记问。
“没有，那么多有影响力的领导打电话，有的还当面说，都不管用，我说的话能管用吗？”我说。
“那你是怎么回复焦作斌的呢？”赵书记问。
“很简单啊，我对焦作斌说，你可以继续找上面的大领导啊，大领导官大权大，谁不听可以撤谁的职啊，换一个听话的局长不就行了？”
“你这是把烟筒给焦作斌钻啊。”
“不完全是，焦作斌有能力找到大干部，大领导，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我说。
“那焦作斌怎么办？”赵书记问。
“焦作斌说，算了，算了。找来找去，还是要找我，空耗油没有什么意思。”我说。
我说：“你不找人，每天那么大的损失谁负责啊？”
我说：“焦作斌说，他谁也不找了，就找我。”
我说：“你找我有什么用呢？焦作斌说，胡同方那个犟东西听我的。我说，胡同方也听那些领导们的啊。焦作斌说，领导们都不写条子啊。”
我说：“我问焦作斌，领导们为什么不写条子？焦作斌说，还不是怕把‘把柄’落在别人手上啊。”
我说：“他们那些老资格、老领导开口，胡同方都要写条子，我这个新来的，说不定还不如他们呢。你找我有什么用呢？”
我说：“焦作斌问我找谁有用？我说，找胡局长啊，单子是他开的啊，他可以开，也可以撤啊。谁家的孩子谁家抱，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解铃还须系铃人啊。”
“你有点‘作弄’人啊。”赵书记说。
“没有，焦作斌说，胡同方就是要凭条子才能撤啊，不给条子，他就是不撤啊。”
“那怎么办呢？”赵书记问。
我说：“那你就自己撤啊，你好脚好手的，撤一个停工的封条就那么难吗？”
“焦作斌怎么做？他敢撤封条吗？”赵书记问。
“焦作斌不敢撤，我问他为什么不敢？”
“焦作斌怎么说？”赵书记问。
“焦作斌说，怕被罚。我说，你还知道怕啊，我还以为你什么都不怕呢。”
“唉，焦作斌这个人啊。”赵书记叹了一口气，不知道是不是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焦作斌这个人怎么了？你叹气干什么啊？”我问。
这个焦作斌，就喜欢信口开河。”
我说：“我们关停一号矿场的当天，焦作斌就跟当时的红庙乡党委书记汤吉祥打了电话，让汤吉祥马上去矿场，不要关停焦作斌的矿场。”
“汤吉祥去一号矿场了吗？”赵书记问。
“去了啊。”
“汤吉祥没说什么啊？”
“他什么都没说，见到我后，一声不吭。”
“这是怕你啊。”赵书记说。
我说：“在我办公室里，我漫不经心地问焦作斌，汤吉祥好歹是一名乡党委书记，他凭什么听你的啊，你叫他去，他就去？”
“焦作斌怎么回答？”赵书记问。
“焦作斌说，他不听我的，听谁的？他就是我养的一条狗，我要他到哪他就得到哪，我要他咬谁他就得咬谁。”
我说：“这就是焦作斌毫不隐晦，毫无顾忌地对我说的原话。信不信由你。”
我说：“焦作斌说，汤吉祥是个废物，是头蠢猪。一点问题都解决不了。”
我对焦作斌说：“不能让你重新开工，你怎么办呢？关停一天损失很大啊。”
“损失肯定很大，焦作斌怎么说？”
我说：“是啊，每天这么大的损失，焦作斌心疼啊。他问了一下，关停矿场是县环保局开的单子。他就找了环保局局长胡同方。胡同方说，只要有一个领导同意不关停，就马上撤销关停的单子。绝不耽误焦作斌一分钟时间。”
我说：“于是，焦作斌就找了他说的一圈人，包括市县说话都很有分量的领导，名单我就不一一说了。谁知道，胡同方软硬不吃。谁要他撤销关停矿场的单子，他就让谁写条子。空口无凭，立此为证。结果，领导们都不愿意写条子。焦作斌矿场重新开工的事，就黄了。”
我说：“焦作斌用尽了办法，毫无结果后，万不得已，找到我这里来了。”
我说：“焦作斌对我说，胡同方这个犟东西，得罪了这么多人，肯定没好果子吃。”
我说：“不知道谁跟焦作斌参谋了什么，说找谁都没有用，只有找县委书记有用。所以，焦作斌就来找我了。”
我说：“焦作斌要我跟胡同方发个话，或者，打个电话，让胡同方这个犟东西，不要继续关停他的矿场。”
“你发话了，打电话了吗？”赵书记问。
“没有，那么多有影响力的领导打电话，有的还当面说，都不管用，我说的话能管用吗？”我说。
“那你是怎么回复焦作斌的呢？”赵书记问。
“很简单啊，我对焦作斌说，你可以继续找上面的大领导啊，大领导官大权大，谁不听可以撤谁的职啊，换一个听话的局长不就行了？”
“你这是把烟筒给焦作斌钻啊。”
“不完全是，焦作斌有能力找到大干部，大领导，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我说。
“那焦作斌怎么办？”赵书记问。
“焦作斌说，算了，算了。找来找去，还是要找我，空耗油没有什么意思。”我说。
我说：“你不找人，每天那么大的损失谁负责啊？”
我说：“焦作斌说，他谁也不找了，就找我。”
我说：“你找我有什么用呢？焦作斌说，胡同方那个犟东西听我的。我说，胡同方也听那些领导们的啊。焦作斌说，领导们都不写条子啊。”
我说：“我问焦作斌，领导们为什么不写条子？焦作斌说，还不是怕把‘把柄’落在别人手上啊。”
我说：“他们那些老资格、老领导开口，胡同方都要写条子，我这个新来的，说不定还不如他们呢。你找我有什么用呢？”
我说：“焦作斌问我找谁有用？我说，找胡局长啊，单子是他开的啊，他可以开，也可以撤啊。谁家的孩子谁家抱，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解铃还须系铃人啊。”
“你有点‘作弄’人啊。”赵书记说。
“没有，焦作斌说，胡同方就是要凭条子才能撤啊，不给条子，他就是不撤啊。”
“那怎么办呢？”赵书记问。
我说：“那你就自己撤啊，你好脚好手的，撤一个停工的封条就那么难吗？”
“焦作斌怎么做？他敢撤封条吗？”赵书记问。
“焦作斌不敢撤，我问他为什么不敢？”
“焦作斌怎么说？”赵书记问。
“焦作斌说，怕被罚。我说，你还知道怕啊，我还以为你什么都不怕呢。”
“唉，焦作斌这个人啊。”赵书记叹了一口气，不知道是不是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焦作斌这个人怎么了？你叹气干什么啊？”我问。